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冲突.docVIP

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冲突 　　一、 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差额的总效应是不明确的，在稳定的汇率基础上，工资上涨是中国实现外部经济再平衡的有效工具 　　“贸易差额的弹性分析法”失效，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差额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中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如果根据“贸易差额的弹性分析法”，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就会下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升值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变得昂贵，国内投资也会下降。储蓄投资缺口就会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上升。另外，只要中国私人部门大量持有净美元资产，当这些资产的人民币价值下降，就会对消费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因而，任何相机选择的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差额的总效应是不明确的：由于投资和消费对收入产生的负效应，出口下降，进口也下降。 　　工资上涨是促进家庭消费、平衡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是中国实现外部经济再平衡的第二选择。借鉴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在开放的经济追赶型国家，如果存在汇率的不确定性，就会产生工资的负风险溢价，雇主就会减少工资。在中国，工资和生产率都很高时，雇主的低工资偏好就会迅速累积，相对于更成熟的贸易伙伴，单位劳动力成本更低并不断下降。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美国下降，这种生产率的失衡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迫使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放慢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有两个：汇率预期导致雇主减少工资；对未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减少雇主提高工资水平的意愿。由于中国市场劳动力短缺，工业部门吸收大量的非熟练的农村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各部门工资具有上涨趋势。但是，如果雇主受到汇率大幅升值的冲击，自然调整的高工资增长的整个过程就会终结。 　　中国生产率的高增长和工资上涨会导致中美劳动成本趋同，为中美贸易平衡创造了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美国储蓄必须要相对于投资上涨，中国储蓄必须相对于投资下降。中美的政策调整最好是在美元对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的基础上，双管齐下。 　　二、 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也是东亚乃至世界宏观经济的稳定器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国，更加稳定的人民币钉住美元制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稳定器。 　　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器。1994年中国走向固定汇率制，汇率成为货币政策的锚，以减少居高不定的通货膨胀的锚，进而稳定在经济追赶期高速增长的真实经济。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一直是中国实现以吸引外资和迅速扩展外贸为核心的经济追赶的基础。 　　中国钉住美元制和稳定的国内经济增长率平滑了东亚整体的区域经济周期。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区内贸易占国际贸易近一半。到2013年，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东亚新的经济巨人，同时东亚内部的出口几乎两倍于日本，刺激了东亚区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增长。东亚仍然是实行非正式美元本位的集合体，并且中国市场对东亚出口的重要性增加了。在这些国家，美元继续充当锚货币和干预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区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都是以美元计价。东亚小型经济体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方式就是钉住美元。 　　依然动态、稳定增长的中国与其东亚的小邻居已经成为应对全球宏观冲击的稳定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始终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较低的人均GDP为追赶经济的动力留有空间，这一动力的基础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支撑下的较高的生产率增长。另外，相对较低的中央政府债务也为危机期间施行较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刺激计划提供了空间，这既保证了国内经济活动的可持续，也保证了从日本及东亚等小型经济体进口的可持续。 　　三、中国是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对金融资本流入保持外汇管制，对人民币资产利率保持一定抑制是比全面金融自由化更好的选择 　　中国是有较大经常账户顺差的、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2000年以来，总体上，中国一直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经常账户（储蓄）盈余，尤其对美国。在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里，成熟的债权国应该有“自然的”资本外流，包括证券和直接投资，正好能抵消或者是为其经常账户（储蓄）融资。如果资本外流和随后形成的对外国人的债权累积是以债权国货币计价的，它将使债权国国内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等金融机构免于货币（汇率）风险。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不能向外国人贷出本币的不成熟的债权国。美元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存在利率管制和资本管制。这些管制使中国金融市场不能积累充分的流动性，并向国际市场贷出人民币。因此，中国为维持经常账户顺差或者积累美元流动性，即增加对外国人的债权。中国主要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积累美元流动性。 　　对存在过度储蓄的中国而言，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债权人，人民币必须要“国际化”，以便创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