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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框架内国有企业效率探讨 　　【摘要】本文从制度分析的方法出发，从自由与竞争、交易成本最小化以及竞争性维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度与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政府应以企业市场竞争力为标准，改革现有的政企不分现状，从而引导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制度分析；国有企业；政企不分 　　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是：一是科斯、诺思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三是曼科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1]。按照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所述，中国明显存在两大不同的利益主体：一个是以国家为发展支撑的国有企业，一个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一般企业。二者由于其产生的天然制度环境的不同而成为了性质各异的两大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受到国家行政干预的庇护，成为了一个有组织的大型集团，而各自求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成为了松散的联合体。按照利益集团的原则，有组织的集团在与政府的对话中比没有组织的集团更有话语权，从而可以向官员获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加剧分配领域的不平等，造成政治因素上的贫富分化。而这样的政治权利分配格局也造成了不同性质的两种企业在生产效率、自由与竞争、民主与全体一致性、交易成本最小化四个维度上的大相径庭。而这四个维度就是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的四个方面，一个经济制度必须寻找一个与提高效率，提倡竞争的生产和交换组织相一致的制度框架[2]。除了以上的四个维度，正义性作为考量制度效率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制度环境是否利于企业的发展。虽然在我国基本制度环境和大多数制度安排是正义的，但在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设计上，却存在非亲贫性、掠夺性和等级性的表现。而本文就旨在从制度分析框架内探讨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为提高经济效率做出改革的建议。 　　一、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理论探讨 　　在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效率比较上，很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率的损失。林毅夫等（1997）和李培林等（1999）认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国有企业资本组合不具有比较优势，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侵蚀了利润[3][4]；无独有偶，国外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大大加剧，动摇了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从整体上降低了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能力（Naughton，1995）[5]；Bai et.al（1997）用理论模型论证了如果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中产值的权重足够大时，生产率的上升不是促进利润率上升而是导致利润率下降[6]，大塚启二郎等人认为除了来自非国有工业部门（如乡镇企业）竞争，国有工业部门采用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也是国有部门赢利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7]。 　　有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除了充分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点外，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功能。国有企业对于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因而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企业的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8]。曾品固、芦荻（2005）通过研究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数据，建立劳动生产率和产量之间的纠偏模型，得出了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体制从长期来说不一定是非效率的，反而有可能是动态规模效益的源泉的结论[9]。 　　事实上，全国劳动者、企业内自主联合劳动者、企业内单个劳动者的三重联合体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然而，国有经济不仅践行了十六大特别是四中全会后的要求，即主要在四个行业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外，还牢固地控制着其他的行业和领域。国资委通过所谓的做大做强，把一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合并组成集团，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甚至造成垄断。那么国有企业对国家经济效率的贡献是大是小，下文将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二、国有企业改制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管理、扩大自主权与承包责任制以及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制。 　　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及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为目标，政府集中控制资源配置。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是表面上的商品所有者，其生产客观上要遵循价值规律，按市场调节生产，然而计划经济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会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生产，并且不会承认商品所有者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国企有着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计划经济还是占有较大比重。 　　逐渐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框架下，国有企业定位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提高企业绩效。从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