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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重构研究 　　【摘 要】近年来，频繁爆发的民间金融风险充分揭示了政府现时采取的禁止性的严苛监管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应采用两种路径对我国现有民间金融进行合法化。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可以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监管为核心，加入政府监管作为重要的制衡力量，通过设计合理的机制引导市场公众参与其中。民间金融自律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仅涉及到行业协会本身的制度安排，在国家层面，行政层面，甚至相应的金融体制安排方面都要做相应的安排，才能保证体系的可行性。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化；监管体系 　　近年来，频繁爆发的民间金融风险充分揭示了政府现时采取的禁止性的严苛监管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一直以来，政府只拥有对正规金融监管的相关经验，缺乏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究竟什么样的监管体系才适合民间金融的发展需要，将是一个极富挑战性且函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将探讨通过两种制度化模式将民间金融纳入法治框架，重构一个基于自律性监管为核心的中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 　　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模式 　　关于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模式，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种：第一，以股份制为主将民间金融引导发展为正规金融形式。这种制度模式为大多数研究民间金融的专家所支持。第二，以合作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发展成合作金融组织，如将民间金融规范后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部分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后并入信用社组织。目前，理论界大都认同这是第一种制度模式的补充模式。第三，以信托制度实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机构合作。具体形式主要是发展正规金融机构的委托贷款来引导民间借贷。笔者以为，根据金融内生理论，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形式。我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各地区、各类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形式有所不同。因此，考虑到我国经济、金融的二元性和民间金融发展的现实因素。民间金融合法化应当保持相当的灵活性，应采用两种路径对我国现有民间金融进行合法化。 　　模式之一：在经济发达地区，引导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业化趋??较强的民间金融组织转变为社区银行，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监管体系。社区银行由于信息生产优势，有利于风险控制，是现有条件下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其不断发展壮大也可为中国真正意义上民营银行的出现创造现实条件。同时，社区银行作为内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它的引入不仅可以弥补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足，为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而且能给体制僵化且效率低下的国有金融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通过多元化产权形式之间的竞争，最终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模式之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民间金融固有的非正式特点，并通过制定民间金融基本法律确认其合法性及行为规则。正规金融面向农村分散的市场主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时，受到规模效益、成本和风险的制约，难以追求到利润，只能忽视乃至放弃相对弱势的地区和经济群体，从而形成资金融通方面的空白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国（地区）的持续经济发展绝不仅仅依赖于标准金融理论所单纯强调的“现代金融部门深化”，而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固有的“传统的”、“民间的”和“非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地下信贷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浙江温州，其自身地下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地区合会史相吻合。因此，基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撤离农村，广大乡镇企业与农户的资金需求以及相关金融服务无法得到满足的市场分析，在这些地区仍应保留民间金融所固有的非正式特性以构建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从事多种不同层次的资金融通活动，从而满足市场主体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这类民间金融的形式包括：私人借贷、企业间连结贷款、企业集资、金融互助组织、合会、贷款经纪、贷款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 　　二、中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方向 　　基于监管主体的不同，金融监管模式分为政府监管模式、行业自律监管模式、社会公众监管模式。对于不同的监管主体，由于在参与监管时拥有不同的利益指向及不同的有利于监管的资源，而将花费不同的成本，导致不同的监管效果。 　　对于社会公众监管而言，由于个人监管将花费的成本远远大于个人将获得的收益，因此将存在严重的“搭便车”行为，难以成为监管的核心。也正是因为无法克服“搭便车”的行为，才导致市场失灵，需要引入外部力量克服市场失灵。虽然社会公众无法成为监管的核心力量，但是由于社会公众拥有最广泛的群体，每个个体都可能拥有相应的零散信息，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动机保护自己的资金安全。如存在相应的机制，使得公众能以极低的成本表达出自己所发现的风险信息，将能对民间金融的安全运营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对于政府监管而言，长期以来其都被认为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主要手段，似乎也应该在民间金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