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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与干预之争看现代政府经济行为边界 　　摘 要：产业革命以来，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理论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背景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各自的理论指导着特定时期实践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人们对市场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梳理自由与干预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行为边界。 　　关键词：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经济行为边界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03-02 　　一、概念界定 　　（一）自由放任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套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而两者又各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是“亲市场”、重效率的，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行运转、自我调节，主张政府较少甚至免于干预经济；强调个人主义原则，鼓励个人通过市场竞争追求自我利益。其最核心的原则在于“自由”。 　　（二）政府干预主义 　　同样，遵循着多样化和内在统一性的政府干预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它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转型，其内部也分化出众多理论流派。与自由主义相对，它是“亲政府”、重公平的，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性”是它的重要特征。 　　二、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争 　　（一）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诞生与繁荣 　　工业革命前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能实现供求平衡和资源有效配置，因此，他主张政府在市场中只起“守夜人”的作用，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国防、治安、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可见，他认为政府具有为经济运转提供环境保护的作用，反对政府深入经济生活内部的直接干预。 　　自由放任理念在工业革命早期得到了全面贯彻。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集聚了前所未有的???富，实现了物质种类的极大丰富，呈现出动人的活力和诱人的财富创造潜力。然而，在表面辉煌下却是社会各方面的千疮百孔，城市公共卫生、工人住房、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等问题像隐藏在资本主义帝国大厦里的不定时炸弹。 　　（二）理论家们对自由放任的质疑 　　自由放任主义并未像他的理论家、宣传家所期望或鼓吹的那样，顺利、全面、持续地占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领域，即使在它全盛发展期也未曾出现过国家的“管理休眠期”。 　　卡尔·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1] 。 　　丹尼尔·罗杰斯认为，自由放任的宣传家中没有一个把自由放任绝对化以至于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或社会管理，而把这类行动看做闯入经济过程特殊领域的外来者。 　　工业社会早期，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更多的来自道德范畴。针对自由主义指责国家“家长制”式令人窒息的“监护”除了搞乱经济事务外，还贬低了公民的道德，罗杰斯回应道：“自由放任”所内含的对国家行动的怀疑和排斥，以及对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经济主体的微妙去自然化，把充满倾轧、哀号和残酷竞争的早期现代市场从让人怀疑的领域重新塑造成为自动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 [2] 。 　　阿玛蒂亚森深入探讨了隐藏在貌似自发的市场交换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除了“被允许”的自由交换外，成功运行的市场离不开机构、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在支持。“虽然资本主义伦理很有成效，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也具有深刻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经济不平等、环境保护，以及需要在市场之外开展诸多合作等问题上。”[3]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如决堤的洪水，顷刻间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贫苦大众逼到了绝境。 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传统自由放任的老办法在理论上尚且不能自圆其说，更不用奢谈其在政策措施上化腐朽为神奇。这就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受到重视提供了契机。凯恩斯从3种基本心理规律入手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固有的缺陷性，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主张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从而建立了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 　　政府干预的思想和理论并不是以经济危机为起点而发展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怀疑声中逐渐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以其独特的伦理狂热批评嘲讽把自我利益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推动力的自由放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