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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王国维哲学美学发生语境的具体途径 　　自20世纪头10年王国维哲学美学发生之初，相关研究就随时代或事件而风生水起：王国维的自杀、50年代的引进苏联理论、80年代的美学热及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大量引介都引起大大小小的王国维研究反响，从王国维的学术精神、境界的含义到王国维年谱传记、王国维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等都曾成为学界探讨的话题。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着述目录》、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商务印书馆的《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王国维文集》、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王国维未刊书信集》等做了些材料性搜集工作，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但就其中的研究着述而论，其水平、成果多有不如人意者。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囿于时代风潮而一叶障目，因时代局限而对王国维哲学美学任意剪裁。作为1949年后久负盛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在50年代的名文《意境浅谈》中不仅对“意境”与“境界”两个概念不作辨析，而且把“意境”（即王国维的“境界”）武断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学典型”.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就王国维与叔本华、尼采之间的影响关系有所阐述，但对王国维哲学美学冠以“苦魂”之名，已表明其总体思路是以王国维1927年的自杀心态涵盖王氏的哲学美学精神。可是，王氏的哲学美学研究距离其自杀大约相隔20年时间，哲学美学研究时的意气风发与自信进取怎么会等同于20年后自杀时的心态？！没有把握王国维哲学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就只能就表面的影响关系加以勾连。这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拥入中国时的现象。其二，囿于学科界限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王国维多种论述之间的联系，不能发掘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发生语境。多次再版的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从古代文学甚至主要是词的发展来估量《人间词话》的创作，认为《人间词话》的创作目的在于对清代词坛“补偏救弊”;结果在推究“境界”含义时闪烁其词而不知所云.再如徐复观，其古代文化研究享誉海内外，但其《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同样因为从古代文学的“写景”角度解读《人间词话》而无视其创作语境及境界说的多重蕴含，最终得出《人间词话》“受到今人过分地重视”的结论。其三，在众多有关王国维哲学美学论着中，囿于个人眼光而不解、误解王国维的也不在少数，这与王国维的哲学美学着述扎根中西文化颇深且涉及多个学科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有关。因不关本文主旨，恕不详述。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思想上突破极左观念，学界对王国维哲学美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例如杨国荣对王国维观念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赵利栋对王国维《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的解读.但这些单篇文章只是研究者偶然为之，论述的又是王国维哲学美学的局部问题，因而虽有思想火花但终究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认为，对王国维哲学美学研究的突破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发掘发生语境，从新旧文化交替的角度解读王国维哲学美学着作。 　　在王国维的哲学着述中，《〈红楼梦〉评论》受到的误解可能是最多的。之所以如此，与王国维的理论策略有关：他借《红楼梦》以“浇自己的块垒”,确有扯虎皮作大旗的功效；不过因此就捅了“红学”的“马蜂窝”.真有“红学界”学人把《〈红楼梦〉评论》算作“红学”成果时，《〈红楼梦〉评论》的问题就出来了：当这些高手从“红学”的角度审视王国维这篇着作时，“红学”透视镜扫描的结果近乎一无所有，《〈红楼梦〉评论》遭受的批评可想而知。文风一向温柔敦厚的叶嘉莹对王国维历来推崇备至，就用“红学”的视角对待《〈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的一篇专门论着。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则在静安先生此文之前，在中国一向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文学着作的批评，所以静安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 　　除了“开山创始”的意义之外，叶嘉莹更多地看到的是王国维的错误： 　　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乃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依据，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说：“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这种说法从《红楼梦》一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合之处。 　　叶嘉莹又指出《〈红楼梦〉评论》的其他矛盾、疏失之处：其一是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完全建立在与伦理学价值相依附之上……再则静安先生于论及《红楼梦》之美学价值时，不过仅举叔本华之三种悲剧为说，而对于西方悲剧之传统，及美学中美（Beauty）与崇高（Sublime）之理论，也未能有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和发挥。 　　透过这些抱怨，我们可以想象叶嘉莹在不能把握王国维意旨时的苦闷，以致竟然连王氏的西学学养也一概批评起来。以叶嘉莹之聪颖好学尚且误解王国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