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引发社会大变迁.docVIP

“外地人”引发社会大变迁 　　想象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外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也许还会一直这样繁衍下去；他们同乡聚居，逐渐把老家的居住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复制、嫁接到了这里；他们已回不到老家，但户籍又不被居住地接纳。 　　他们是哪里人？这里是谁的家乡？ 　　这样一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少见。这部分人是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家族式、村寨式、地域式定居真正改变了发达地区的某个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态，然而这种“事实定居”，却得不到户籍政策层面的正式确认。 　　多年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于外来务工者，始终习惯于“甩包袱”式的使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包袱实际上再也甩不掉了。于是，就像时空错配一样，本地人、外地人在一个村子里共生共存，各有各的一套文化、伦理法则，互相渗透，又互相抗拒。 　　把家乡搬到T异乡 　　四川达州人吴明云提着一把铁锤回到家中，这里是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吴明云四兄弟现居于此。加上侄子、侄女、侄媳妇、侄女婿等，吴明云在这个村子至少有30多个亲人。他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而他二哥则住了12年，还有一些老乡，居住时间已接近20年。 　　现在的塘尾村，东莞本地人只有10余户，剩下的都是外地人，在外地人中，达州人又占90%以上，一共有1000多人。这里俨然已成为一个“达州村”。 　　离石排镇不远的横沥镇石涌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的地方，本地人1767人，外地人则超过1.2万。这是一个沿海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样本，本地人的身影，已经完全淹没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之中。 　　石涌村“流动人口居住中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杂院里，住着将近200名外地人，其中有九成是安徽阜阳人。一对姓杨的阜阳籍姐妹两家人都住在这里，依靠丈夫收废品为生。 　　双方生活相互联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莞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拥人。这让本地人和外来者关于“家”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本地人离开了老房子，重新划分宅基地，更加集中地居住，把土地让出来承载工业项目。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他们之??的年轻人又离开村子，搬进了更高端的居住环境。外地人则进入村子，在租价最便宜的区域聚集居住，从一开始的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到现在的拖家带口，全家借住。 　　久而久之，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生活联系，无法再行剥离。 　　在塘尾村，村子里的达州人大多是建筑工，如木工、砖瓦工、泥水工、搬运工。本地人搬到村外另建房屋居住，建房、装修都要仰赖这些工人；村里的老屋年年都要维护，也是雇用达州人去完成；本地人中多有企业老板，或者包工头，也需要长年请达州人为自己工作；老人们将老屋租出去，也依靠达州人的长住获得一些租赁收八。 　　而达州人，则在这里获得了可以承受得起的廉价住房，并在与当地老板的工作关系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地人、外地人，双方的家乡和生活都已结合在一起。外地人人数更占优势，呈现出一种“鸠占鹊巢”的耐人寻味的格局。 　　同乡集聚减少漂泊感 　　无论是塘尾村的达州人，还是石涌村的阜阳人，这种同乡聚集的特点，都反映着流动人口开始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固化、减缓流动的趋势。 　　塘尾村的达州人和石涌村的阜阳人，以群体为特征，分别从事某一个行业，达州人做建筑工，阜阳人则收废品。他们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是经过10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形成的。一个老乡带一个老乡，逐渐滚雪球般形成规模。吴明云是二哥叫过来的，而杨二姐一家则是姐姐介绍来的。 　　随着时间推移，来到同一个村子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这些同一户籍的外地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村子里发展出了自己的亲族谱系，相当于在异地“重建”了自己的家乡。塘尾处处通用四川话，而大杂院则一般是阜阳话，广东话毫无用处。这样的生活环境，让这些外地人在东莞找到了家乡的慰藉，减少了以往外出打工者那种孤零零的漂泊感，也没有多少乡愁。 　　家乡生存之道复制新地 　　吴明云、杨二姐都很少再回自己的老家。吴明云两个孩子，一个在北京读书，一个在增城打工，过年就回东莞团聚，现在老家只剩下大哥和80多岁的老母亲，他们几乎把整个家族都搬到了塘尾村。杨二姐在东莞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没有工作，丈夫收废品一个月只能赚一两千元，承受不起回老家的费用。 　　因为很少回去，更少在过年时回去，拥挤不堪、买票困难的春运，对于吴明云、杨二姐他们，都不成其为烦恼。 　　在家乡时的生存之道，也被异地复制过来。在同乡之中，一种类似于老家宗族关系的不明确的权力、权威关系得以重建，一些在村里更有经济头脑和解决问题的有能力者，自然而然成为了同乡们的核心。 　　在石涌村的大杂院里，老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与周边企业联系广泛，便当起了工头，帮院子里的男人们在收废品之外找活干，被男人们称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