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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寺历史与心灵归宿 　　一千多年前的辽代，契丹人因游牧民族“尊日东向”的习俗创建了坐西朝东的“清水院”；几百年后的明代，农耕文明的汉人皇帝将其易名为“大觉禅寺”。从肉眼可见的“潺潺流水”到见性成佛的“大觉大悟”，这座千年的禅宗古刹，向世人默默展示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心路历程。 　　1988年底，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接收大觉寺，1989年正式成立管理机构，拉开了文物抢救事业开发的序幕。 　　转眼二十多年，一个“历史遗存”与“传统文化服务业”共生的“西山大觉寺”屹立在京城西北，成为文博事业与旅游服务业的成功典范。 　　1997年，“明慧茶院”进驻大觉寺，为大觉古刹带来一阵新风，尽管在浓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明儒雅蓬勃的产业活力。 　　大觉寺的前世今生 　　坐落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圮时复，但钟磬声声不觉，游人时时如织，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因文献无征，其具体的创立时间，目前尚难确定，今天我们仅能根据原立于门头沟斋堂川村双林寺的辽统和十年（992年）石经幢题记及现存与大觉寺内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的记文，推知早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该寺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在属地辽玉河县内诸寺中，居“领衔”地位。 　　大觉寺在金代的情况，不见载籍，至今也未发现相关的金石文献。但据明末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述该寺即“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可知有金一代，不仅扔沿袭了清水院之名，法脉相承，而且被金朝的第六代皇帝完颜璟辟为离宫别院，列为西山名胜“八大水院”之一，因此使这座帝都远郊的佛教寺院与皇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仍，西山八大水院多劫灰瓦砾。根据明宣德三年（1428年）《御制大觉寺碑记》中“北京旸台山固有灵泉佛寺”的记述推测，元代和明初的百余年间，该寺曾名灵泉寺。 　　明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奉其母孝昭太后??命，出内帑返修了凋敝已久的灵泉佛寺，并更其名为大觉寺。除了这次大规模的翻修外，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皇室对大觉寺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而后一次修建，仍系由宪宗生母周太后出资，竣工后，则派周太后从弟周吉祥主持寺务。至此，大觉寺这座敕建禅院，便一度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了。 　　明代的中早期是大觉寺历史上第二个兴盛阶段。由皇家内廷出钱建设的寺院建筑，基本保留至今，也奠定了今天大觉寺殿堂门庑的格局和规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至清中期，为大觉寺历史上的第三个兴旺时期。大觉寺作为京郊的一座敕建禅寺和雍、乾两代皇帝的行宫，不仅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和多次修缮，建筑面积与日俱增，而且以其园林的秀丽，环境的优雅，及当家僧侣们法理修养的精湛，一直都是远近缁素求法拜佛、修心明性的一处伽蓝圣地。 　　民国和抗战时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使大觉寺香火冷落。1937年，随着北平沦陷，大觉寺一度被日伪军抢占为军事据点，千年古刹遭到了惨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积极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对残破的建筑进行了多次维修，今天已基本恢复了明、清两代寺院建筑的面貌。尤其在1989年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成立之后，拉开了文物抢救的事业开发的序幕，并打开了大觉寺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 　　在传承中创新 　　“大觉寺不仅是一座寺院，更是传播丰富历史文化、传统艺术、文物古迹和名木古树乃至科普知识的博物馆。”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主任姬脉利说。 　　无论是大觉寺的建筑文化、精美的佛像、丰富的文物，还是院内清泉、古树、玉兰、翠竹环保的优雅环境，以及享誉京城内外的明慧茶院和素斋文化，都是吸引国内外游客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的基础和原因。 　　姬脉利认为，大觉寺作为一个博物馆，不应当只是一个单纯怀古思今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应该成为人民群众享受优雅、体验静谧的文化氛围和获得知识、接受熏陶、收获启迪的文化场所。“内容”才是一个博物馆的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灵魂所在。 　　最近几年，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坚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创造，以此来最大化发展、挖掘大觉寺的价值。这里先后举办过大觉寺历史文化展、大觉寺素斋文化展——素食与养生、金鱼科普知识展、书画作品展等主题展览，并在银杏节期间与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合作，引进“北京辽金元佛塔图片展”巡展。大觉寺在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玉兰节和金秋银杏节。在中秋，明慧茶院内还上演古琴大师龚一、陈雷激，斫琴师王鹏等名家演奏古曲，使前来游览的游客既能体验皇家寺院的庄严、安宁，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佛教艺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浓郁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