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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道德风险与分配衍生产品损失尝试 　　2013年2月5日，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标准普尔公司（SP），称标准普尔在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s）两类结构金融产品上存在欺诈行为。由于标准普尔对这些证券给出夸大的信用评级，歪曲了证券的真实风险，导致投资者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其中，许多投资者为受联邦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依据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法法案》，要求得到赔偿。诉讼还认为，标准普尔为增加收入和市场份额，有意识地迎合投资银行而不是投资者的需要，未做到客观、独立与中立。此次诉讼是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的首次诉讼，并要求标准普尔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赔偿。这就使得此次诉讼具有很大的试探性：一是尝试遏制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二是尝试向整个衍生品链条分配风险与损失。 　　诉讼两大目标 　　遏制评级机构道德风险。自次贷危机爆发后，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得到普遍重视，由于评级机构给予资产抵押证券过高的评级，人们普遍质疑评级机构是否在评级时做到了客观、独立与中立。在此之前，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2012年裁定美国标准普尔公司为荷兰银行固定比例债务债券做出的AAA评级——“具有误导和欺骗性”，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在此次诉讼中，美国司法部援引标准普尔分析人员的部分邮件内容，这些分析人员抱怨被评级的交易“是娘们设计的”（Could Be Structured By Cows），并表示对其信用等级的质疑，这意味着标准普尔隐瞒了关于衍生产品信用等级的正确信息。标准普尔则发表声明表示：评级是基于当时可获得的信息，只能反映当时的最佳判断，与其他金融机构类似，评级机构不能预测危机的发展速度与严重程度，以及危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作为佐证，标准普尔称：一方面，评级时引用的数据包括政府机构公布的数据，且当时政府机构也错误地认为危机不会严重；另一方面，其他评级机构对同类证券也给出了同样的评级。显然，对于是否存在道德风险，美国司法部与标准普尔存在完全不同的界定。前者认为评级机构有比公众更全面且准确的信息，并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了隐瞒，后者认为评级机构与公众没有根本的信息差异，自然也不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由道德风险问题引发的调查与诉讼并不仅针对标准普尔，但相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伊根-琼斯评级公司的指控与和解，此次诉讼更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评级机构在市场影响力上的巨大差异。标普和伊根-琼斯评级公司同属国家认证评级组织（NRSRO），并分别在2011年8月5日和2012年9月14日下调了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但市场对此的反应却差异巨大。标准普尔的评级调整引起“市场恐慌指数”（VIX）大幅增加，而伊根-琼斯的评级调整几乎未引起VIX的波动（如图1）。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使得大型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更容易被市场认可，更有可能通过错误评级获得利益，从而需要更强的监管。更重要的则是其市场影响力带来的示范效应，市场会由此观察到联邦层面对评级机构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监管态度。 　　对评级机构的误导行为进行索赔。在此次诉讼中，较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向标准普尔提出的索赔。长期以来，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护身符”，不必在衍生品链条中因评级错误而承担风险。但在2009年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对摩根士丹利、穆迪、标准普尔等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中，纽约法院表示评级公司的评级报告并非针对“公众”，而只针对一小群投资者发布，因而不能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进行辩护。这就使得评级机构有可能承担在衍生品链条中，因误导评级而带来的损失。根据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法法案》，美国司法部可以索取与联邦担保金融机构所遭受损失等同的民事赔偿金，此次诉讼提出的赔偿金上限为50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到一些州政府在其他诉讼中提出的索赔，则标准普尔的赔偿上限将会更高。 　　由于标准普尔在评级行业的龙头地位，此次诉讼可能会带来对其他评级机构的进一步诉讼，一旦形成判例，就可形成对评级机构误导行为索赔的长效机制。目前，纽约州已经启动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的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否按照2008年的和解协议，整改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相关评级业务。如果标准普尔败诉，则其他评级机构也会面临潜在的索赔，首当其冲的是穆迪和惠誉。尤其是穆迪，由于其在金融危机前的资产支持证券评级业务市场份额中位居第二，且评级方法与标准普尔非常接近，将更有可能因评级中的误导行为而遭受索赔。 　　可期待的正面效应 　　可望打破评级市场垄断格局。导致评级机构道德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评级市场的高度垄断。评级机构市场影响力的巨大差异，也是因其高度垄断格局而产生。在评级市场中，三大评级机构具有绝对垄断地位。以2011年末各评级机构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