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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困境下国际贸易新格局与挑战 　　WTO多边体制自多哈回合遭受重创后，一个以RTA为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被创造出来，原本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反成其障碍，阻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新格局以FTA构建为基本特征，TPP和TTIP在其中突显出重要作用，不仅打造了一个以高度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而且使国际规则进一步泛“美国化”，成为美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达到控制全球战略意图的一部分。 　　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中国被孤立和边缘化，主要贸易伙伴几乎“一网打尽”，FTA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从而面临两难选择。为此，中国必须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前瞻性研究，将FTA构建提升到国家开放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一、WTO面临的困境 　　（一）WTO的宗旨与实质 　　二战后，为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都认为应重新规制国际贸易政策，在美、英等国倡导下，1948年GATT建立。GATT承担历史使命长达40多年，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12月，GATT第8轮谈判（乌拉圭回合）取得重大进展，成员国决定建立WTO。WTO作为制定国际贸易全球规则的唯一国际组织，主要功能是保证国际贸易顺利自由地进行，基本宗旨是确保国际贸易的可靠性、公平性和市场的开放性。WTO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繁荣、安全和负责任的经济世界并改进成员国人民的福祉，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并列，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三大支柱。 　　WTO覆盖全球最多国家，依其宗旨，应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但运行不久后即出现裂痕，宗旨与现实背离，似乎“陷入了极度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法律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反应了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要求。WTO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情况下加强合作与协调的诉求，也隐藏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各国政治力量较量。WTO法律制度既受到涉及贸易法律适用和实施因素的制约，更受国际政治因素制约，反映了法律体系与政治利益在国际贸易组织及其协定中的共存关系。二战后，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一流政治经济大国，GATT伊始，就由美国开始发起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英国主导近1000年全球贸易和政治规则的格局。 　　2.从国际法角度看，虽然国际法被定义为是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但国际法的形成从来都是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实力对比下对全球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再分配的意志体现，并体现了强者意志。冷战后结束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经济利益竞争中有所妥协，但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技术优势，因而决定了它们在标准制订中的话语权，始终处于“掌门人”的主导地位。如在WTO规则中，“允许原则”促使发达国家使用技术标准构筑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在环境问题中只关注自身领域；在程序性问题上几乎主宰了各项议题的制定；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顾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要求制订新规则；在反倾销措施中，仅一个“市场经济地位国”要求，就导致发达国家频繁使用该项措施为发展中国家贸易制造阻碍等等。 　　3.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强国主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美国领导世界的趋势不断加强。由于国内法和WTO规则是两个独立、分离的层次，成员方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取舍，美欧等发达国家在控制和主导WTO规则制定过程中，以强国为模型，在自身已经实行的国内贸易规则基础上加以修补但又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向这些规则看齐，所以WTO规则的实质实际上只是发达国家国内贸易规则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延伸，是其国内已经实行且证明是对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翻版，一个“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就搅乱了自由贸易发展。另外，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大量国际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美国化”，这在1999年11月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被充分体现出来（又称西雅图“千年回合”），当时美国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作为WTO谈判的原则和框架构造国际贸易新格局。从美国的一贯做法不难看出，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贸易能力，一直奉行的是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原则，总是试图在经济贸易乃至政治上居高临下，强制推行按照其自身价值观念制定的、在其国内行之有效的规则而建立起以己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可以认为，WTO规则设计的灵魂属于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扶强抑弱”性，体现着强烈的实力主义特性和要素趋利本性，因此有人认为“WTO规则只是成员方利益博弈的一份国际商业合同”，而美国对WTO 规则的滥用不仅违背了国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