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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审理应给予国家赔偿 　　杨 涛 　　一桩简单的民事侵权案，历经省市县三级法院审判，先后经过5次审理、4次判决、两次裁定，耗时23年之久。时至今日，这场官司仍是原地踏步，而且陕西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3月15日启动再审程序后，又是3个年头过去了，当事人榆林师范学校退休老教师白云玉望眼欲穿，已经64岁的他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等来最终的判决结果。(新华网5月24日) 　　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竟让当事人等待了23年，以至于在有生之年竟不知道能否等来最终的判决结果，这简直举世罕见。对这么一个姗姗仍不迟来的判决，无疑，我们可以“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法律格言来评价它的不正当性。不过，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榆林中院对超期审理的毫不在乎的态度。1995年3月榆林中院作出第四份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该案件便进入执行阶段。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白云玉几乎每周都向榆林中院提交一份执行申请，但均石沉大海。然而，2001年3月15日，当时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玉山却突然发出一份中止该案执行的裁定书，该案在20年后又回到了起点。此后，榆林中院先后3次开庭审理，但直到目前仍无任何音讯。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该案的第5次审理又远远超出法定的审理结案时限。 　　究竟是什么让榆林中院对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连作四次判决，并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竟主动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书，并一拖又是三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审限的规定缘何一再被他们熟视无睹地抛弃?笔者认为，这恐怕跟这些规定并无相应的罚则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规定寄希望于法院和法官的自觉遵守，但实践证明并不可行。依靠上级法院或人大的运动式检查，终究也非长久之计。而当事人并无法定的程序去申诉和控告超期的审理，即使是申诉侥幸被有关部门重视，法院和法官并不会对超期审理承担任何不利的法定后果，因而他们也没有积极改正的动因，即便在某一个个案得以解决，今后的案件审理，超期现象依然是岿然不动。 　　然而，超期审理的的确确是当事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漫无尽头的审理，无休止的重审和再审，当事人将自己的精力、时间、金钱乃至于青春赔在渺茫的诉讼当中，身心俱为憔悴。“打赢了官司输了钱”并非民意戏言，而是当事人深切感受。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如果说另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给其带来了第一次伤害可以向法院要求伸张正义的话，那么，法院的无止境的超期审理带来的第二次的伤害----司法上的伤害，他们的损失又向谁主张呢? 　　在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当事人根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赔偿。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审理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即使超期审理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国家并不会对当事人进行任何赔偿。然而，这种规定的正当性却大可值得质疑。首先，权力与责任本是相伴相生的孪生儿，有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就应当有国家责任的存在，权力的行使不但不能以积极的方式损害公民的权利，不合法的消极不作为损害了公民的权利也不符权力为民的本质，因而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我们看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侵犯相对人的财产权的行为时，也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缘何司法机关在超期审理给当事人带来财产、时间乃至精神等多重损害却无须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呢? 　　由此可见，法院的超期审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完全应当将其列入国家赔偿范围。超期审理不仅包括在某一审级中超审限审理，还应包括法院无理由故意的发回重审、再审等使案件审理无限延长的审理。将这一事项规定在国家赔偿法中，不仅是要给因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合理的赔偿，更重要是要通过这么一条规定，要给法院和法官带上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真正对按时审理重视起来。 前不久，《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修改重点包括：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等。然而，法院在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审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始终没有人提出要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笔者认为这不啻于是一个遗憾，笔者倒想借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的东风，大声呼吁将其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漫谈大众法治观念的树立 　　余 茂 玉 　　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曾为我国法律人所奢望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已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专利。作为非法律人的普通大众已不再满足于法律人的所谓“悲悯”，他们自觉抑或自发地寻求着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笔者以为，正义就像火车站一样，火车要到达某一站，则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轨道，缺少这样的轨道，火车就会中途脱轨或无法到达目的站点。实现正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轨道”，即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执法、司法者的法治观念是相对先进的，这时我们所思考和期望提高的即为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笔者认为，大众法治观念的发展进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