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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农民工收入问题思考 　　摘 要：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城市流迁就业；农民工；收入；主观感知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已历时几十年，城乡与地区之间“候鸟式”流动与“举家迁移式”流动为流迁主要模式，流动区域选择则分为就地转移与跨地区异地转移。目前，农民工代际更替基本完成，“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已突破1.4亿，占到总数的60%—70%。随着发展机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歧视政策也在逐渐消除，农村劳动力流迁格局因此发生较大变化，就业及收入状况变动直接影响城市生活主观感知。纵观以往学术及实践研究成果，多围绕市民化、价值取向或教育培训问题展开，对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情感体验领域未能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随着长期以来城乡隔离局面的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精神享受层次迅速提升，在物质生存环境之外，这一群体对“拥有”（having）、“爱”（loving）、“存在”（being）等非物质领域高层次需求日益增强，收入主观感知更多源于边际效用、目标期望以及人格特质所构成的综合效用???断。基于农村劳动力流迁这一新发展趋势，本研究试以北京五区县为样本取集地，对农民工收入状况及主观感知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以期为弱势群体贫困消除与劳动力稳定供给提供参考建议。 　　二、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变动 　　（一）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弱化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大多以年为单位在城乡与地区间“候鸟式”往返流动，农民身份的自卑、城市住房不可即以及留守子女等多种原因导致乡土联系十分密切，打工收入多转回家乡用于建房、储蓄养老等开支。正是二元户籍制度、农村拥有土地退路等多种因素导致“候鸟式”流动农民工缺乏城市长期留居打算，通常在未来某个时间重新转化成为传统式农民。随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环境的改善，常年外出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候鸟式”流动就业状态正在趋于弱化，尤其在交通便利的东部地区，流动成本低且民营企业就业机会较多，农民工工作经验与技能累积因果效应趋于显性化。职业的稳定及连续性都因此大为增强，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劳动力流迁模式的改变，在促进事实收入提升的同时增进了正向情绪感知。 　　（二）“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就业趋于稳定 　　在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中，通常以家庭总收入预期净增长为前提。目前，农民工举家迁移多归因于发展谋求动机，与迁移货币成本及心理成本相联系的距离因素不再是考虑重点，跨省市、跨地区大中型城市为流迁首选，且随着家庭安居，再流动概率将大幅降低，即使在流入地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弹性不足而导致收入低下时，举家迁移农民工仍然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并对未来生活持积极心态。这与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高，流动选择将增加货币成本有关，对收入预期的向好应当是一个更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家庭幸福对良好情绪维持影响显著，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婚姻稳定所形成的社会支持效应会增进积极情绪感知。事实上，目前举家迁徙农民工多为夫妻同城务工，收入水平通常会有所增加，即使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基于未来良好预期，也会耐心等待新的就业机会，收入物质非物质领域综合感受显然更趋于积极。 　　（三）农民工回流城市再就业比重上升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客观而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个时期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继续留城或回乡选择，前者将在迁移中完成市民化过程，而后者则更多基于经济收入、生活成本、就业、劳动环境或其他原因返乡回。主动回流多源于资本及技术积累后的返乡创业，被动回流则可归结于农民工市民化受阻、二元结构“刚性”束缚、以及现代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不适应等因素。客观上看来，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