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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视角国企三项制度改革研究 　　【文章摘要】 　　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本文以深圳市转企事业单位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工作为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管理层激励、劳动契约、员工激励、改革的平稳过渡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索三改工作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 　　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国家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推动国内事业单位改革进程，将现有事业单位按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事公益服务等三个类别进行划分，其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要逐步转为企业进行运作。早在2006年，深圳市率先进行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将当时124家市属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和部分公益类事业单位转为国有企业，并将100%股权划转至深圳市国资委下属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2007年起至今，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导逐步推进这些单位的整合重组及三项制度改革工作。 　　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从2001年起逐步推进此项工作，其根本目的是加快建立“员工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机制，促使国有企业不段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从根本上讲，三项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引导国有企业全面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其核心的两项工作是：1）建立《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调整下的现代企业劳动关系；2）导入与市场接轨与业绩挂钩的薪酬绩效管理体系。 　　转企事业单位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比较显著的特点，对深圳市正在进行三改工作的转企事业单位进行分析，主要表现如下： 　　（1）业务市场化程度不高，经营管理团队市场经营意识薄弱； 　　（2）人员臃肿，生产服务效率不高； 　　（3）员工年龄结构老化，素质结构难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员工流动率低； 　　（4）薪酬及激励机制不灵活，内部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 　　以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以上问题的解决路径做深入探析： 　　1 委托代理理论与管理层激励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委托一代理制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定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两者之间通过预先达成的契约将双方的权、责、利作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现代企业是建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基础上，因此也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深圳转企事业单位基本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制进行运作，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资产代表及唯一股东进行管理，履行出资人义务。一人有限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般情况由执行董事兼任公司总经理，由此产生了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所有者）与下派经营管理人员（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有者希望的是他们投入的资本实现尽可能大的增值，而经营者则可能通过更多的职务消费，降低努力水平，进行超过最优规模的投资以提高其支配能力，甚至侵吞股东资产来最大化的增加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且现实的国有企业管理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如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人（人民）与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之间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导致了国有资产代表履行出资人义务不到位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将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产生，从而损害出资人利益。因此，国有企业经营层的激励便成为国企改革中关键的一环。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于控制代理成本，促使代理成本最小化。 　　深圳转企事业单位三项制度改革在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的监督指导下，由各企业自行组织开展。只有建立起良好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使经营者更多地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将经营者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切实挂钩，才能最大程度降低代理成本。由于历史体制因素的存在，转企事业单位的三改工作在冗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方面存在较大的压力，如不能将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切实捆绑起来，三项制度改革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组织保障，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转企事业单位经营规模一般不大，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与企业业绩是高度相关的，在激励机制的缺失的情况下，仅靠经营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去管理好企业是很难实现的。 　　在加强管理层激励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监督。多种力量的博弈是强化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监督动机有利因素，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或通过员工持股等方式实现产权多元化的方式，值得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