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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保护与文化形成角度看“梁陈方案”对北京影响 　　【摘要】新中国建立之初，针对北京城市的规划问题，建筑家梁思 成与陈占祥提出了被后人称为“梁陈方案”的北京规划意见。 虽然该方案在当时并未被采纳，它却在21世纪的今天产生了 广泛的共鸣与如潮的好评。不可否认，“梁陈方案”有其突出 的优点，但是该方案如果成为现实，同时也会带来其他弊端。 本文即从该方案的弊端方面入手，以城市中心贫困化为角度， 探讨该方案如果实行，将对北京城市文化与文物保护四个方面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文物保护与文化，梁陈方案，北京文物 　　1.从城市文化角度看梁陈方案 　　1.1.新城文化形成的必然性 　　按照“梁陈方案”的观点，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城市各职能中心的分离——原城市中心、新建政治中心与新建商务中心应在地理上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形成三个从地理意义上并立的中心。而从具体操作的角度看，方案要求在北京原有城市的西面再辟一块地区建立“新城”。在笔者看来，“新城”的建设必将形成与原有北京文化并列的一种“新城”文化。 　　具体地说，由于新城被定位为北京的政治中心，其构成人员中，北京原住居民并不会占到多数。于是，新城的居民很难受到原有北京文化的耳濡目染，进而在文化身份上实现对北京的认同。他们的子女，由于“就近就读”的教育原则，也会缺乏被原有北京文化包围的文化氛围，其自我文化定位也很难与北京原住居民一致。因此，一种新的、基于“政治北京”的北京文化就有了形成的环境。假以一代人的时间，一种北京“新城”文化就会产生。 　　1.2.“梁陈方案”对北京城市文化分化的影响 　　罗贯中在他的名著《三国演义》中，开篇直道：“纵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上文所述的新的北京文化与传统旧有的北京文化之间，会不会有“合”的可能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但其实现时间将会相当的长。在一个短的未来中，这两种文化可能会与17世纪后期开始的北京南、北城文化一样有所区别，而且其程度会更加的深。将17世纪后期开始的清代北京城市规划作为对比，可能会???读者更清楚的理解以“梁陈方案”为基础的、新的文化分化。17世纪后期，清取代明成为统治中国的唯一政权，并定都北京。当时，满族统治者奉行满汉隔离的政策，将内城作为满族的居住地，而将外城留给汉族居民。这样的做法，直接形成了满族“三海文化”与汉族的“大栅栏文化”。三海文化显然是贵族的和政治化的，即使是“遛鸟”这一休闲活动，鸟的等级都要与所有者的身份相当。而“大栅栏文化”则是纯世俗的、商业的文化，其参与者都是没有贵族身份或是官员身份的平民。从它们的相互影响上看，在这两种文化中，前者可能会对后者有所渗透，使后者“附庸风雅”，但后者对前者的渗透则微乎其微，在“三海”附近出现大栅栏一带的世俗之气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清代的北京文化只是由于以上原因产生了相对有距离的、多元的文化，其对立并不明显，一个北京的文化认同感也并未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南城汉官群体的存在与会馆文化所致。 　　在以上这个例子中，笔者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凭借社会等级分隔开的城市，必然会形成多种基于社会等级与经济状况的文化，其分化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相互联系状况。 　　在“梁陈方案”中，政治的新城的构想事实上会形成另一个清代的北城，而且该方案显然不似清代南北分区中，对民族因素同时加以考虑。因此，该方案可能会导致纯粹的、以社会地位分区的结果。与清代南北分化相比，这种分隔对于北京社会文化的分化显然会更加严重，其结果可能是形成多元且独立的多种文化，而使得北京文化成为北京这个地方的多种文化的松散集合而不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整体。 　　2、“梁陈方案”对北京文物保护的影响 　　2.1、“梁陈方案”对北京文物保护短期内的积极影响 　　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版的北京规划中，对北京城市原貌的保护是规划的一大初衷。其实，不仅只在这份规划案，梁与陈一直致力于对北京城市有价值的遗址进行保护。在“梁陈方案”中，梁陈希望对北京进行各功能中心的地理区隔并将新大型建筑的选址定在旧城以外。在他们看来，功能中心的分离可以降低旧城的人口密度，使得有价值的建筑免于被人不合理居住并且破坏；将新大型建筑的选址移出，则更能直接使得城中建筑免于被拆。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如果按照梁陈的方案，在现在的长安街一线，旧建筑的几乎彻底消失的情形将得到缓解，清代北京城的格局将被很好的保存——这里所说的“很好”更多的是指建筑的保存量。 　　毫无疑问，“梁陈方案”中对于北京的文物保护，至少在短期内，是有相当大的积极影响的。 　　2.2、”梁陈方案”对北京文物保护长期内的消极影响 　　然而——承上文——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梁与陈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