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作品评价体的当代建构.docxVIP

论音乐作品评价体系的当代建构 居其宏《论音乐作品评价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 居其宏 音乐评论家一身而兼双重角色——他既是音乐作品的阐释者，又是音乐作品的接受者。因此，音乐评论家、音乐评论、特别是音乐作品评论是连接作曲家及其作品与音乐艺术接受者——广大听众的桥梁。 从事音乐作品评论，建构一个科学的音乐作品审美评价体系至关重要。然而，鉴于音乐作品题材、样式、风格、语言、技法的极端复杂性，更兼评论家自身历史观、艺术观、音乐观的多元性和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使得建构一个为各国、各时代所有音乐评论家一致认可并由衷遵行的音乐作品评价体系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不可能。 一、音乐审美评价体系的历史嬗变 1、音乐作品审美品格及其接受者的多层次性 音乐作品的审美品格是分层次的，雅有雅趣，俗有俗趣，各具其美，故不可简单以同一目标???量其高下优劣。音乐作品的接受者及其审美情趣是多样性的，人耳人殊，各美其美，故不可简单以听众多寡作为评价音乐作品的唯一标尺。 2、中国共产党关于艺术作品评价体系的历史变迁 （1）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著名的文艺作品评价标准，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要求文艺作品应当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并在20世纪40-60年代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的主导性话语，对当时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种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左倾”思潮的日益膨胀，“政治标准”中的“左倾”色彩和阶级斗争思维愈益浓厚，对“艺术标准”的忽视和无视也越发严重。及至发展到“文革”中，文艺评价标准遂从“政治标准第一”发展到“政治标准唯一”，对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造成严重戕害。 （2）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音乐舞蹈界关于“三化”的讨论，发生在1963年8月—1966年2月间，开始于“两个批示”之前而结束于“两个批示”之后。实际上成为音乐舞蹈界落实毛泽东“两个批示”精神、将艺术家的创作思想统一到“两个批示”上来的一个重大举措。 “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它既是对社会主义音乐舞蹈艺术美学特征、评价体系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指导音乐舞蹈工作者正确处理音政关系、古今关系、中外关系、雅俗关系，繁荣社会主义音乐舞蹈艺术的根本指导方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歌剧《江姐》、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作品即诞生于这一时期并深受“三化”影响。 但后来在执行“三化”过程中每每偏离正确轨道，将其中的合理成分绝对化、片面成分极端化、发生许多偏差，产生许多恶果，例如评价“革命化”时，对音乐与政治、与革命斗争历史、与具体的生产建设的相互关系进行作直线式的联系和机械性的规定，从而滑入“题材决定论”；在评价“民族化”时，在处理中外关系、古今关系上偏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在强调继承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同时却又对借鉴一切外国优秀音乐文化遗产采取轻视甚至敌视态度，甚至企图对作曲家运用民间音调、追求民族风格的具体方式也要横加限制；在评价“群众化”时，在处理雅与俗、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否认普及与提高并举、雅俗并举的必要性，一味崇尚普及，在大力提倡群众歌曲与声乐体裁的同时，又企图借此限制交响音乐、室内乐、艺术歌曲等严肃音乐体裁的发展，从而给共和国音乐文化建设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新时期，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 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和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番话，事实上否定了“三化”的提法。在此后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工作各项文件、指示中，也不再重提“三化”标准。 （3）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对我国文艺创作和评论提出的总要求和总方针。 “三性统一”标准，将文艺作品的主题旨趣和思想深度、艺术表现的生动性和各种独特艺术形式的魅力呈现水平、观众接受程度及其社会影响这三种维度作为艺术作品评价体系的基石，有机整合艺术审美实践中创作、表演和接受三个基本环节于一体，有效克服了此前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及“三化”标准中某些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驾驭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并为文艺作品评价体系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