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体监督异体化改造.docVIP

同体监督异体化改造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在办理反贪或反渎案件中缺乏监督的诘问一直都没有停止。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在被检察院调查期间死亡”，查阅各地检察机关在涉嫌职务犯罪的初查、侦查中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事件，可搜索出37万相关信息。与此类事件关联的报道往往是：吞吞吐吐披露真相的检察机关陷入舆论漩涡；家属怀疑解释，追问真相，愤怒地认为是检察机关将其亲属殴打致死；社会各界指责、批评检察机关滥用权力，等等。在一次又一次事件的报道讨论中，关于检察机关侦查行为接受监督的必要性、实际状况和改进措施等问题被反复提及。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查处贪污贿赂或者渎职侵权案件中，拥有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从侦查权的主动性、强制性和广泛性的共同属性出发，检察机关的自侦权决定了其产生之初就和公安机关等其他刑事案件侦查机关拥有的侦查权一样，具有天然强势的扩张性和易于失控性。对强大的侦查权通过侦查监督进行合理的制约和监督，是现代法治国家平衡秩序价值和自由价值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在不断得到强化，已形成了一套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在内的规范程序，并在预防和纠正公安机关滥用侦查权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检察机关内部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却始终裹足不前。 　　二、同体监督的“异体”对制：强化侦查监督的路径选择 　　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职务犯罪侦查参与者（决策者、指挥者、侦查实施者、侦查监督者等）因为有共同的追究终极目的而保持步调的高度一致，因此监督屈服于整体利益需求就不足为奇。从制度设计层面，解构统一的整体权力为若干相对独立的范畴，构建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是实现“权力制衡”体制的唯一出路。如果要提高内部侦查监督的实效，必须走同体异构化的道路，提供侦查监督的刚性和实效。 　　目前检察机关将侦办职务犯罪的人头数、案件数放在了考核评价的极其重要的位置，以回应民众对反腐败的期待（某种程度上为平息民众对腐败屡禁不绝的愤怒）。为了能在反贪反渎中高歌猛进，并且完成上级检察机关考核要求，下级检察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破解职务犯罪线索发现难、审讯突破难、适用法律难等问题上，使得决策者在考虑问题的同时不得不降低对自侦部门的规范执法要求，而忽视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由于自侦案件的侦查部门与侦查监督部门同属于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又同属于一个检察长的领导之下，其对案件所作的决策、决定同属于一个检委会所作出的，这就往往使决策者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站在侦查部门的角度，另一方面又要站在侦查监督部门角度去考虑案件的有关情况。“运动员”和“裁判员”角色冲突的结果是侦查监督让位于侦查办案。如果调整侦查评价机制，改变，强化侦查监督内容的分量，可改变侦查与监督一头重一头轻的现状。 　　以下路径选择可使同体监督达到理想的效果。 　　（一）侦查监督权的确立 　　身份和职责的相对独立是确保监督效果的必要条件。虽然目前侦查与侦查监督分属不同的部门在行为，而侦查监督以逮捕上提一级的方式在上下检察院之间再次作了分割，但还需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属性。为了确保独立性，对以侦查需要抽调到侦查部门协助查案的侦查监督干警，其后不得参与对该案的侦查监督。而为了体现侦查监督的权属性，必须建立监督人员之间与侦查人员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因此在“侦捕诉衔接”或“侦查一体化”机制中，侦查监督部门不能只“协作”而不监督。 　　（二）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的分级令状主义 　　对拘留、指定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身体检查等强制手段，目前没有建立审查批准机制，侦查人员、侦查部门可基本上可畅行无阻直接根据案件侦办的需要适用。虽然由于自侦案件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一般会比较慎重处理，即很多情况下由分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决定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的适用，但毕竟没有规范性依据因而仍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等，在适用前一般都有相应审查许可机制。在德国，除非情势紧急，侦查人员（检察官或警察）采取搜查、扣押、身体检查、窃听等手段必须持有法官的许可令状。侦查人员虽然可以进行拍照、电话监听、秘密侦查，但他要充分估计上诉审法院在接受当事人诉请后的对侦查一方的不利裁决。而在实行强制侦查行为令状主义的英国和美国，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或其他侦查人员）只有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许可，才有权力执行搜查、扣押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行为；如果因为情况紧急不得已先采取人身控制、搜查等措施，事后也必须毫不迟延地接受司法审查。在日本，对强制侦查措施的使用，应当事先请求并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依照法律，如果令状没有注明在夜间也可以执行令状，不得在日出前及日落后为查封、搜查等而进入有人居住或有人看管的宅邸、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