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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民族志材料可信度探讨 　　摘 要：民族志是“文化环程”的载体，它经由人类学研究者建构并展示出来，在讲述者-记述者-阅读者三者之间完成。但是，在这个传送文化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失真”，完全回避“我的世界”更是难以实现。随着所研究文化舞台的装饰性、遮蔽性的加强，民族志的可信度不断遭到质疑。如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民族志的真实性，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民族志；可信度；真实性 　　0 前言 　　关于对民族志材料可信度的探讨，已成为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界的热点问题。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启传统民族志，忠于对客观对象真实的描述，到历史民族志强调对研究对象文化结构真实性的追求，实验民族志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来增强文本的客观真实性，这一系列的演变都说明，民族志写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真实性。 　　可现实问题是，人类学者经短期实地田野调查所得出的民族志真实度有多少？ 他们在经历一个短暂、片面的生活体验后是否能给人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些都值得探讨。 　　1 传统民族志写作的发展 　　传统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最终确立建立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基础之上。自他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并和土著建立友谊。在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传统民族志写作方法前，古典人类学家因受进化论的制约，倾向于借用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和旅行家们所提供的“二手材料”来将不同时空里的文化元素整合在一起，以构造一个看起来完整而可循的人类文明史。其实，进化论的实质是建立在统治和被统治者间殖民主义，体现的是研究与被研究者间不平等的话语权和文化观。可以说，那个时代所认同的民族志是不可能脱离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国家政策倾向的，这些都是早期民族志写作的先决条件。 　　不可否认，在这些资料堆里人类学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诸如弗雷泽所著的《金枝》，时至今日仍是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他从未曾田野调查，却通过阅读整理大量的文献资料，充分的表现了巫术在各地民族的表现和发展。但这些在后世的人类学者看来，他们只会坐在书斋的摇椅上凭借自己的臆想和猜测撰写民族志，成果大多是不真实、虚构且难以测量的。毫无疑问，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田野工作方法与传统民族志描述体系是对古典人类学的颠覆，它对后来的民族志描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几乎成为了当时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模范”。 　　但到上世纪70年代，民族志撰写理论却因反复宣扬的民族志文本“科学性”与“真实性”问题受到质疑。献身田野的崇高大无畏精神虽值得提倡，但并不能证明其田野材料的“客观性”和他们是否受到其主观倾向的影响。人类学者在民族志撰写中所作的实际上只是通过描述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异社会、文化现象的阐释。所以非真实性的成分不可避免。 　　2 民族志材料积累的迷茫与困惑 　　民族志写作的过程或多或少都给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一次自我审视和反思自我的机会。人类学者们自豪的宣称研究他者比仅限于研究自我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然而，看似这样一个自豪而极富冒险色彩的旅行其实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浪漫和精彩，反之面对的是难以忍受的文化震撼，调查艰难等一系列的难题。人类学者只能在对自我认知的困惑与对他者文化的对抗中建构自己文化价值体系下的异文化。它不但会存在误述他者历史，还会出现作者难以理解的情况。 　　马林诺夫斯基逝世后，在出版的《严格词义上的日记》中揭露了自己在异文化中所出现的厌倦、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与孤寂感，也揭露了他对研究对象的愤怒，更暴露了他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隔离。它令大众对这位让大师、伟人和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人们开始不解，民族志材料中美轮美奂的描写和人类学者对他者的理解、赞美、尊重的高尚情怀与书后人类学者的厌恶、幻想、歧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 　　自马林诺夫斯基起，人类学家们甘做“土著”，在特定的地区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观察。而民族志这种文化书写只是尽我们所能的以他们的思维思考同时又不失掉自我的将它们语言与文化里所具有的连贯性尽可能清楚地通过我们的语言表现出来。早期的民族志材料在体现民族志材料真实性与作者的情绪和思考方面是缺失的。在我看来，早期民族志注重他者，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我。这难免会在使人类学者在潜意识上构筑一种“文化有高低之分”的区别对待。人类学理论已经在现实的运用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是人类学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人类学历史上发生了关于民族志材料可信度的争论，即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弗里曼根据自己的实地研究，重新描述了所观察到的萨摩亚社会，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描写是不具备任何真实性的。严格的意义而言，她的访谈资料只是从道听途说，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田野调查。她只是找来一些萨摩亚女孩，由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