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分析.doc

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分析 　　内容摘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和分配格局，同时也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重构产生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作为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逐渐由单一宣传转变为协商沟通。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媒体参与的程度仍然十分有限。本文将从理论和实际案例两个层面，分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体、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关系。最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改善媒体作用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建议。 　　关键词：媒体 公共政策 议程设置 　　前言 　　当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时，才会可能形成公共政策议程。但是社会每天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再加之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全部转变为公共政策问题。这也意味着，客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得到决策者的认定和重视，也就不一定能够形成公共政策议程。在我国，能够促进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有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即权力精英）、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事件、公众的热情参与以及媒体。具体而言，一方面，媒体要成为公众意见和诉求的表达平台，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另一方面，媒体要将公众的反馈传递给决策者，以便为其决策行为提供参照。尽管媒体能够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诸多因素限制其发挥作用。 　　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 　　（一）政治因素 　　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媒体与政治存在天然的关联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鲍威尔甚至认为，政治体系应该包括媒体在内，足见媒体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反观我国，亦是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媒体通常被冠以“党的喉舌”的称号，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全能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变，媒体能够享有更大的话语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其公共属性，同时也使其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成为可能。从收容遣送办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房屋拆迁条例重新修订的实例中可以发现，媒体通过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客观上发挥了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效果。 　　??是，限于掣肘的管理制度，媒体既要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同时还要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所以，媒体发挥作用总是受限。甚至有些时候，媒体还要扮演政策发布的“试金石”的角色。决策部门颁布某一政策前，先是通过某些内部人员对媒体泄露些许信息，再观察公众对该报道的反馈，最后依据该信息的传播效果决定是否出台该项政策。如果公众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与决策部门相去甚远，就会有相关部门出来澄清“谣言”。尽管知道这样的潜在规则，一些想借此提高知名度的媒体仍然乐于传播此类“似是而非”的信息。这种方式使得媒体和决策部门的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一旦公众的信任受到破坏，想要重塑却十分困难，甚至会出现公众的“反向解读”。例如，在今年315晚会直播过程中，某明星发布质疑苹果产品的微博，并附有“8∶20发”的文字，使得公众怀疑直播晚会的国家级媒体找托。尽管随后一系列媒体连续报道，苹果产品确实存在售后服务问题。但是，仍有不少公众对此进行了“反向解读”，认为苹果产品没问题。 　　（二）经济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推进和完善，某些领域确实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但是其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对整个传媒行业来说，市场化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媒体机构的运营效率有所提升，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媒体产品供公众选择。尤其是国际媒体机构的加入，更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促进我国媒体机构不断创新。另一方面，市场化不仅没有能够将媒体机构从全盘的政治控制中剥离出来，而且至今为止尚未形成完善的传媒市场体系。进而导致媒体利用残留的政治优势在传媒市场上获得经济收益，同时还要完成“被赋予”的政治任务。此外，由于媒体机构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存，所以其传播的内容自然会主动迎合市场和受众，使得娱乐化的软新闻内容成为主导。 　　如此，不仅导致媒体作为“社会的监督者和守望者”的功能逐渐弱化，更为消极的后果是，很多媒体机构忽视新闻公正和社会公正，在权力和利益的驱使下，制造并传播有偿新闻、假新闻及炒作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也因此急剧下降。当然，古典的“意见自由市场”亦不复存在。正如批判理论所言，媒体“不单是中性的社会影响渠道，而且更可能是政治和经济上最具权势者的帮凶”。 　　（三）技术因素 　　在传统媒体占优势地位的时代，信息发布由职业化的媒体机构所垄断，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其传播的政治信息，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甚小。但是随着具有开放性、参与性、匿名性和即时性的网络媒体兴起并成为主导后，“新闻生产已经从传统的专业化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喻国明，2013）。微博和微信等新型媒介“把原本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获取政治信息，关注政治事件，感受政治生态，展开政治讨论，进行政治协商，直到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