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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检察,寻回丢失信用 　　2013年11月，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知识产权犯罪公诉二处新收获一份荣誉，由该处金融检察官们承担的第三届金融检察论坛的研究课题《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法律责任反思——实证分析视角》正式通过了专家评审。信用卡诈骗，在司法实务界看来是“小儿科”，但金融检察工作由此起航…… 　　“信用卡诈骗是金融犯罪的重灾区。”浦东检察院公诉二处房长缨处长介绍说。近年来，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13年已占到全部金融案件的85%。信用卡给经济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考验着公众的“信用”。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样的事例绝非个案。耍小聪明、玩弄法律的风气似乎在沿海中小企业经营者圈子里有所流传，甚至有效仿传授之风，接连发生的数十起恶意还款型信用卡诈骗案即是例证。然而，信用卡诈骗在司法实务界素有“小儿科”之称，与动辄千万甚至数亿元金额的内幕交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相对“高端”的金融犯罪案件相比，这类犯罪常常是格式化、批量化处理。“小儿科”的病到底要不要治疗？如何治疗？又该如何预防？ 　　丢失的信用 　　八年时间、18家银行、34张信用卡、315万元透支额，这是陆某的“对账单”。这名70后的工程师在2003年1月申领了第一张信用卡后，为了消费和赌博，透支近8万元无力归还。两个月后，他接着申领第二张信用卡，继续透支8万余元，再次挥霍一空。2006年，消停了一阵的陆某故伎重演，将第三张信用卡申领到手，再次大肆提款、套现，部分用于赌博，部分用于归还之前的欠款。此后，他每隔几个月就要“开发”一家银行申办新的信用卡，办卡“足迹”遍布上海各大银行，畅行无阻。因为赌博损失而陷入债务泥沼的陆某不得不加大信用卡非法套现的“提款额”，两万三万毛毛雨、十万八万不解渴、三四十万才够用。信用卡在陆某眼里，几乎成了ATM机，他疯狂套现，并采用“以卡养卡”的方式“拆东墙补西墙”，待到墙体将倾、山穷水尽之际，他甚至求助于高利贷，试图以此弥补财务漏洞，终无济于事，直至被高利贷追债上门才无奈选择投案自首。等待他的，是九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涯。 　　同样是申办信用卡，小老板沈某则是“另辟蹊径”。早在2009年时，沈某就申办了一张信用卡，消费、取现。但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沈某在当年8月最后一次正常还款1800元之后，就再也没有如期还款。银行多次寄来催款单，沈某还是没能及时补上漏洞。到2013年3月时，已拖欠银行本金1.8万余元。沈某心知肚明，透支信用卡超过三个月不还是要吃官司的。此时，他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他象征性地往信用卡账户里归还了20元钱。当警方将其抓获时，他“委屈”地表示：“20元也是还款额，自己算是在履行还款义务，并没有超过三个月的透支期限，理应不承担法律责任。”实际上，20元的还款连本金的零头都不够，远远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还款额。这种非实质性还款的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最终，沈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还是先从这几起案件入手吧，厚厚的卷宗让房长缨和她的同事们沉下心来理性思考：陆某在巨额透支尚未归还的情况下，为何还能成功申领到新的信用卡？他在申办信用卡时虚报年收入数十万元，银行进行过核实吗？如何才能在银行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审查平台，让陆某这样的职业“卡奴”无法得逞？一连串疑问，让金融检察官们顿觉“小儿科”大有文章可做。 　　送法上门的检察官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房长缨和她的同事们走访了上海信用卡发行量最大的某银行，通报了信用卡犯罪的总体情况，建议银行完善发卡和催收环节的管理，从源头上遏制恶意信用卡透支。面对上门送法的检察官，银行方面表示将大力配合。很快，金融检察官们就拟定了一份翔实的调研报告，内容包括加强信用卡诈骗前科或不良还款记录审查，某些情况下可拒绝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或降低其透支额度，或提高其最低还款额。一旦监控发现频繁取现、拖延还款等异常情况，及时拒付。银行间建立信息交流系统，完善不良用户“黑名单”制度。发挥银联及央行监管作用，建立预警、征信系统及持卡人资信档案的统一平台。 　　2013年以来，借助浦东金融法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公诉二处与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也得以让这份调研报告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一项旨在促进信用卡持卡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项目由此展开。据介绍，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与检察院沟通后，已着手完善信用卡持卡人征信系统建设，增设“信用卡诈骗犯罪记录”等污点信息，严格规范信用卡发放等环节。今后，一旦持卡人犯信用卡诈骗罪或有其他恶意透支记录等，都将被记入征信系统供各金融机构联网查询，像陆某这样的职业“卡奴”或将被列入黑名单，无法申领信用卡。 　　充电成为“圈内人” 　　闵捷检察官最近心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