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蜇音乐教育思想与电影《放牛班春天》.docVIP

邓以蜇音乐教育思想与电影《放牛班春天》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安徽省怀宁县人，他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本世纪初曾赴日本和美国学习哲学，重点进行艺术哲学和美学的学习与研究。邓以蜇艺术学思想有很重要一部分涉及到艺术教育的问题，尤其是音乐教育的功能。他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艺术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全赖人生的同情，鼓动和鞭策人生的情感。而音乐艺术能激发人生命内在的情感，洗涤人的性情。音乐是距离人的生命最近的艺术形式。邓以蜇的音乐教育思想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与呈现。正好体现了音乐艺术的魅力，以及它对塑造人性的意义与价值。 　　一、 邓以蜇的音乐教育思想 　　邓以蛰很早就注意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借由音乐教育改良国民性，使得国民因音乐的熏染走向人生的至高境界。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麻木，冷漠，涣散，思想枯竭，精神狭隘，贪欲算计，而音乐艺术在此可以担起重任，在当时，中国需要的音乐应该是浓厚的，团聚的，丰润的，疏旷的、隽永的、豁达的，而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回归与重建，音乐教育是首当其冲的。 　　关于音乐教育，邓以蛰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认为从小对孩子进行音乐教育是极其有益的。他说：“孩童们一团天机，好像蚕蛾下子，正待一粒一粒的吐下来。当此时，若不将这团天机，使之音乐化，他的模形，就要向世故言词方面去收集标本了，终久又不免结成一个个的赘瘤。我也并不可惜他们走到这一途，因为这是迟早免不了的一回事。但只求孩童心境里，世故之外，还有一个性海；实质的宇宙之外，还另有永远在可能中的一个宇宙，不像这目前可见，口中可称道的宇宙，执着得一时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罢了。而那可能中的宇宙，唯有音乐能使之对孩童显露。如有能领会它得的孩童，它也是个真实的宇宙，而且有抑扬顿挫，比我们眼前的宇宙，却活动得多了。”（《邓以蛰全集》，邓以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37页） 　　邓以蛰认为孩子们是一团天机包裹着的生命的种子，一派天真气象，而音乐可以为之塑形，为之定性。否则他会向世俗里去寻求标本与榜样，终究会结出一个个人性的赘瘤。但是即便是如此，孩子们在世俗的世界里被蒙尘，一旦遇到艺术，遇到音乐，孩子会因此开启他自性中另一扇门，会回到他的心源性海的一个可能中的宇宙里，因为是“可能”，因此是变动不居的，孩子一旦窥见这样的一个世界，他们会感得一分真切与生动，那里抑扬顿挫，生意盎然。瞥见此真境的孩子会在其以后的人生路上保留一分人性的美好与真诚，这就是邓以蛰先生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与主要观点。 　　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集中体现在邓以蜇《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中。他认为音乐与人的生活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因为它和人类进化的共同目标是息息相关的。音乐可以净化与洗涤人类习性上的顽疾与污垢。使人的心性变得纯净无染。音乐为何能够平下心性中的赘瘤呢？因为音乐艺术的特点与人性进化发展的特点相一致。 　　邓以蜇认为：“人类进化的共同目标，更不想从理想中吐出光彩来，射入历史。至于这些名利，计划，条件，交易，利害关节，权势计较种种的念头，或竟现于实践，都就是我的所谓性情上的赘瘤，川底上面的砂砾了。我以为平下这些恼人的赘瘤，与淹没这般刺目的砂砾，只有音乐担得起这个责任。” （《邓以蛰全集》，前揭，35页） 　　邓以蜇先生有这样一段文字诠释音乐的教育功能：“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出一个棕叶般宽大的手——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摇曳生姿，伸出有法度的一双手，把这些赘瘤连抚带擦，连擦带揉的弄平它们呢？” （《邓以蛰全集》，前揭，34页） 　　“我们充实灿烂的性情，无端受了外界的排挤，挤成了好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又被满世灰尘，掩没了他的光彩。这灰尘又掠地飞扬，遮断了这条性情之河的渗透流动的机会。我们又从什么地方，寻出一竿彗星似的光芒锐利的帚子来，把这般灰尘，打亮清楚？” （《邓以蛰全集》，前揭，34页） 　　在此处邓先生将音乐比作了“帚子”，特点是如彗星似的光芒锐利。它能打扫性情中的灰尘，让它明亮净洁。即它能完善良好的性情品质。除此之外，音乐还能造就成熟的人格：“我们更从何处，求得这一双柔如绵，温如玉的手来，动定得宜，将这番已揉透的白粉，捏造成形呢？” （《邓以蛰全集》，前揭，35页） 　　音乐的特点是柔和，温暖，动静得宜，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美好的人格。因此，先生认为改善人的心性，净化人的性情，塑造人格，唯有音乐才能担此重任。 　　二、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以音乐的名义诠释邓以蜇的音乐教育思想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导演是克里斯托弗·巴哈提亚，主演为拉尔·朱诺、雅克·贝汉等，此片于2004年3月在法国上映，一个月时间已经有近6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