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权威资料].docVIP

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 要]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地理环境；红军长征；陕北根据地 　　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无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紧密联系。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政治军事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同时，它又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各种政治军事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中做出了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不仅为红军战略转移寻找了适当的落脚点，也为后来创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提供了正确指向。这是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根据革命斗争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地理环境是中共中央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西北地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及分布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长征落脚点的抉择及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一、背靠苏联和外蒙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 　　从国际地缘政治来看，西北地区同苏联和外蒙接壤，苏联在这个区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1933年新疆督办盛世才同苏联结盟，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及西北地区的影响力。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中共中央把革命领导中心放在这个地区，有利于加强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也便于获得它们提供的物质技术援助。 　　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西北地区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经过了长时期酝酿。斯大林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就是与苏联毗连。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红军向四川发展的设想[1]。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和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建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的任务。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佛雷德向国际提交了建议书，认为中国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共产国际还开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在1935年形成了《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提出了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哈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分析了两条道路各自的优劣。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还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1935年8月，中共代表团接受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指示，派林育英回国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意见：“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过西北地区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到1935年已经基本形成了。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战略及西北地区的国际地缘政治优势，必然对中共中央制定一系列战略方针和红军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成功，首先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援。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中共中央认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地区有“极大胜利的前途”，“我们可能在短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样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3]中共中央这种指导思想促成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 　　二、远离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腹心地带 　　西北地区远离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腹心地带，有利于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对抗，实现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根本转型。毛泽东说：“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