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统一.docVIP

试论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统一 　　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在法律监督属性上具有一致性，都是实现法律监督的必要载体。并且，公诉职能是诉讼监督的核心权能，是诉讼监督得以实现进而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主要手段。两者的联系不言而喻，然而关于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特别是和诉讼监督中的审判监督能否并存却有诸多争议。 　　一、对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分离说的回应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早已在宪法中得到明确，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公诉与监督职能存在角色冲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要求把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特别是与审判监督职能相分离，甚至主张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使其成为单纯的刑事追诉机构，不再同时承担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这两项“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梳理这些观点，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种： 　　1.从刑事诉讼构造看，检??官作为公诉人，与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作为审判监督者，又在法律上取得超越当事人的地位，这就难免改变控辩平衡的格局。此论者忽视了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特点，而将我国的公诉权置于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结构背景之下。 　　2.从诉讼角色看，检察机关作为追诉者，要积极地进行追诉活动；而作为监督者，则需要尽量保持其超然性和中立性以求社会公正，存在角色冲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混淆了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3.法院的审判具有司法终局性，如果对法院审判的活动进行监督，就会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损害审判权的权威。这种观点错误地把公诉权提请追诉的程序性权力当作一种实体处分的权力，把不同主体之间的制约式监督当作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过分夸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 　　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 　　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上看，公诉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可并行不悖，共同实现法律监督目的。 　　（一）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不影响控辩平等 　　1.刑事诉讼模式决定了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的必要性。有观点认为，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会使检察官凌驾于当事人之上，改变控辩平衡格局。这种观点忽视了英美法系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间的区别。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检察官只是单纯的犯罪追诉一方当事人，不具有专门的监督权力。究其原因在于，陪审团的制约、判例法的约束以及充分说理的判决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保证了法官在实体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小且不易被滥用。程序上，由于诉讼主要由当事人进行推进，法官并不积极主导和指挥庭审，而详实缜密的证据规则使得庭审过程比较规范，法官在程序上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小，因而赋予控方的法律监督权实无多大必要。[1] 　　在我国的诉讼模式中，法官积极主导整个审判程序的进行。同时，与英美法系相比，我国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范围更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唯有保持对法官的适当监督，使其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法庭审判的合法性，才是维护控辩平衡的关键。由此可见，部分学者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结构的背景下审视我国的公诉职能，从而得出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不能并存于同一个机关的论断，难免存在着“拿来主义”的偏颇。 　　2.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有利于控辩平等。检察机关究竟作为单纯的公诉机关时片面控诉倾向大，还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时片面的控诉倾向大？答案显而易见。当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时，将维护法治和公平正义作为宗旨和价值追求，公诉权仅是其诸多权能中的一项，是实施法律监督的一个手段。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只是形式上存在某种对立关系，被告人要维护的是其自身权益，而检察官要维护的是包括被告人正当权益在内的公共利益。[2]在法庭上，公诉人不仅负有指控犯罪之责，还负有根据事实和法律公正地阐述被告人罪轻或法定从轻、减轻的事实和情节，并且对法庭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庭审后，公诉人不仅要对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的判决提出抗诉，而且要对轻罪重判的判决或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违反程序的判决提出抗诉或者提出违法纠正意见，从而确保司法公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3] 　　可见，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是立足于中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有助于检察机关保持客观公正立场，防止以控诉犯罪为终极目标，从而维护了控辩平衡。 　　（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并存无损于审判权威 　　首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行为，只能引起法院对有关规定或裁决进行重新审查或审理，并不会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有裁决权，也不会产生不当的影响。一方面，对于法院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可能影响判决实体内容的，虽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引起二审或再审消除违法行为的影响，但其只能开启程序。另一方面，对于其他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仅能向法院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如果法院不认可或不进行纠正，在目前法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