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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余华《兄弟》创作困境 　　摘要：余华的《兄弟》以其特有的先锋写作和在市场化发行的表现使文学重新回到人们的关注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新锐力量，但通过对《兄弟》的解读可以看出其内在文学性的迷失和挣扎以及外在市场化的蚕食和消解，这成为了先锋文学发展后期难以突破的创作困境。 　　关键词：余华；《兄弟》；先锋性迷失；文学市场化；创作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023-03 　　2006年余华的《兄弟》一经出版，便迅速进入到人们的阅读世界，发行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百万本，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部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方面延续了先锋文学的创作思路，另一方面在叙事上融入了人性的温情，将创作的目光集中到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上，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及全新的叙事模式引起了文坛的巨大轰动，使沉寂的文学重新回到人们的阅读视野，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新方向。但就《兄弟》这部作品而言，它仍有诸多不足。过度追求语词的快乐和所谓的“灵魂驱使”，使作者在作品的许多环节处理上比较粗糙，部分情节的描写并不完整、真实；过多的感官宣泄和肆意调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作品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悲情基调，冲淡了作者着力表现的悲剧意味和讽刺精神，使其在喧嚣和浮躁中深陷大众的庸俗观念不能自拔；极度冗长的叙事模式里所包含的内容与情节单一性以及文学市场化的外在推动也使得整部作品缺乏浓烈的历史厚重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硬伤”使得《兄弟》问世后饱受争议，备受诟病。 　　一、文学先锋性的迷失和挣扎 　　（一）创作上的细节失真 　　先锋文学在创作上把语言和叙事模式作为最高的文学追求，他们一方面追求语词的快乐，在语言和结构的多样变化中达到对于文学传统的反叛；另一方面也多以现实生活为创作蓝本，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土壤。在余华《兄弟》创作中，作者强调他是在写中国近四十年发展的历史，却出现了很多细节上的失真，部分情节的描写过于简单和随意，有时只是依靠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还原历史从而走入误区，这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自我解读和写作要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先锋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现实和文学积淀的缺失，这两点成为先锋文学发展到后期的值得关注的问题。作品里关于李光头的“爆发史”叙述细节值得关注和思考：小说中李光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年仅二十就能成为福利厂厂长，后来通过收购大量破烂成为破烂大王并逐渐发家，从作者描述的作品事实和当时的社会事实看，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人们生活困顿不堪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堆积如山又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和财富创造价值的破烂，这个前期的铺垫就使得李光头的成长史从一开始就充满质疑。到后来，他在人力、财力等方面都没充足准备的情况下，用神奇消失的两个月时间去飘洋到日本收购了几千吨“垃圾西装”并独自运送回国，在上海和刘镇等地四处贩卖，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商业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作品中却受到了作者接连的赞扬和鼓舞。作者在李光头暴富后为他制造了“处美人大赛”和飞上太空的荒诞故事，更加脱离了作品本该具有的先锋意识和现实精神。同时，在对李刚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描写上如结尾处“卧轨全尸”的情节建构上也存在问题，这些作为推动整部作品情节发展的重要细节和叙事框架在细节上的处理失当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使得整部作品的质量有所下降。这时候不禁要问，文学的荒诞性是否是对于现实细节的脱离与失真？依托历史书写的先锋文学是不是只是对历史的肤浅认识和自我解读？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易卜生说：“生存就是和灵魂作斗争，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余华在对中国四十多年的历史进行无情审判的同时，是否也该从艺术创作和文学建构上对自己来一次公正的审判。作为先锋文学后期的代表作《兄弟》在这方面是需要作家和读者去认真推敲和思考的。 　　（二）情节结构重复单一 　　从先锋文学诞生之初，余华便是凭借着对暴力、死亡和丑陋人性的描写确立了自己的先锋特色。余华说：“暴力是与生俱来的，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利，权利的获得和维持又必须借助暴力，所以暴力是潜在人内心深处。”①作者从这一创作意图出发，从《现实一种》里借助暴力的复仇和极度的渲染死亡将情感完全地抛却，再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于死亡和苦难直接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残酷描写，一方面带来的是心灵的巨大震撼，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灵魂的真实恐惧。也使得这一创作风格存在着很多争论的地方。在《兄弟》中作者更是将其一贯的风格甚至是部分情节毫不修改地运用到作品中，他在关于鲜血和死亡的细节描写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极度冷血的程度。在李兰得知宋凡平的死后到达现场后，作者充分发挥了他的“创作优势”： 　　“宋凡平的血迹仍然在那里，暗红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