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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陶渊明人生态度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大诗人，散文、辞赋也有很大成就，对于后世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以其能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于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 　　陶渊明既有“幽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他的人生态度可说是非常复杂的，从一开始的时隐时仕到以后的躬耕归隐再到桃源时期，他思想的轨迹不是单纯的，而是曲折无序，是经过了众多转变的。 　　陶渊明的思想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政从文双重志愿确立时期（即从出生到29岁）。他有这样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晋武帝太元八年，苻坚发动了九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晋军，而在淝水两军进行战时，东晋在宰相谢安的领导下打了个大胜仗，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这给青年时期的陶渊明对社会的期望无疑打了一剂强心针，觉得报国有望，所以这一时期他有从政的决心。他在《杂诗》中曾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中表示“少时壮且兮，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摔至幽州。”从这些诗中可看出，陶渊明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慷慨激昂的诗人。另一方面，东晋文人崇尚隐逸之风。“……更主要的，经过了三国两晋，到范蔚宗的时代，希企和崇拜隐逸的风气，已经很普遍很坚固地树立在士大夫和文人们的一般心理上了。这只要看看魏晋人的诗文，和考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知道他们是多么地希企这样一种人格，但他们自己却仍然在从仕。”从以上文字可看出，当时的文人崇尚隐逸已蔚然成风了。而隐逸之人一般靠什么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呢？那只有靠写诗文。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隐的大环境中作为一个文人自然也不能免去隐逸之心，所以他在树立从政志愿的同时又有从文的心。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陶渊明的家庭环境，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代，且陶家世代入仕。陶侃做过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都做过太守，而外祖父孟嘉则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生在这样的仕宦之家，他能没有为光宗耀祖而入仕的决心吗？但是，陶渊明又不是一个贪慕虚荣和富贵利禄的人。他在《命子》诗中颂扬他的曾祖说：“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又说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他曾替外祖父作传说：“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敌。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从这些可知他的祖先亲戚，不少是胸怀广阔，品德高尚的人。从他对祖先的评价中，可看出这些祖先对陶渊明的影响之深，使陶渊明在入仕与隐逸的矛盾中的彷徨。 　　第三，陶渊明年轻时所受教育也是两种矛盾思想。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是老庄玄谈思想。西汉以后，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文人所读书都是儒家典籍，思想上自然受儒家文化影响，他自己也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而儒家思想则要求人积极入仕，大济苍生。所以青年时期的陶渊明难免会有入仕从政的远大抱负。但是，老庄玄谈之风在当时的东晋又极为流行，而老庄思想则要求人过清静逍遥，自由旷达的生活。两种思想在青年陶渊明的脑中交战，他既想过清静旷达的生活，又想入仕从政。 　　这一切原因使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树立了从政从文的双重志愿。 　　我们再来看一下陶渊明归隐的性质。当时人们对“隐逸”的理解和运用，是十分混乱，甚至几近于滥的。大而言之，只要在野不仕，就可称为“隐”。有一种人把“隐”作为以后仕进的途径，即唐以后所称的“终南捷径”，他们先隐居山林，屈居委巷，等到时机一到，有人引荐，即作为仕进的途径或资本，这是一种假隐。其他的隐者有“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大隐即朝隐，小隐即山林之隐藏。最早的“朝隐”者是汉代的东方朔，他认为身居朝廷也能“避世全身”，是“隐”中的高者，自此以后就认为朝市之隐比山林之隐更高一筹。陶渊明的“隐”基本属于山林之隐，但又完全不同于山林之隐。山林之隐者完全沉湎于山林之中，不问世事。而陶渊明则不同，他虽身居山林之中，却仍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心隐”，不是“形隐”（身体处于山林之中）。陶渊明的这种归田之隐，实质上是陶渊明冲破世俗社会的精神枷锁和物质枷锁，追求内心调和和个性解放的“心隐”。所以陶渊明在官场碰钉后彻底地归田从文了，这种一种真正的心灵之隐。 　　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就彻底地安居田园，躬耕作诗。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归隐初期和桃源时期。 　　归隐初期的陶渊明刚刚从污浊的官场下来，把田园生活幻想得十分美好，觉得田园生活闲适，平和而具有诗情画意。他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就赞美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最后两句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