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米”背后土壤污染.docVIP

“镉米”背后土壤污染 　　镉大米的产生应该从整个土壤-植物体系来理解，土壤退化、土壤重金属增加（含重金属污水灌溉、大气降尘、磷肥、镉高背景值）、水稻品种、镉在土壤-植物屏障中的易迁移性来理解。镉大米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在目前污染源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镉大米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国稻米的镉安全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健康的战略课题。 　　中国稻米镉污染状况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曾随意在市场取17个样品进行调查，结果11个样品镉超标，超标率高达64%，这与广东是缺粮大省，主要大米来自外省有关。来自湖南等的多份数据和市场调查表明超标率大体上在35%左右，这个数值比较能实际反映目前稻米的超标情况。 　　2011年财新网的《镉米杀机》和今年的《万吨镉大米流向广东》的两则重磅新闻犹如春雷惊醒了公众，而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的稻米样品44.4%镉超标的新闻令整个社会沸腾，陷入了不安的状态。 　　中国稻米的镉污染由来已久，早在1974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原森林土壤研究所）对沈阳市张士灌区调查表明，由于灌区利用含镉工业污水灌田，污染面积达2800公顷，土壤含镉量为5 - 10 mg / kg，而稻米含镉0.4 - 1.0 mg / kg，最高达2.6m g/kg。 　　在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我们曾随意在市场取17个样品进行调查，结果11个样品镉超标，超标率高达64%，这与广东是缺粮大省，主要大米来自外省有关。来自湖南等的多份数据和市场调查表明超标率大体上在35%左右，这个数值可能比较能实际反映目前稻米的超标情况。 　　镉的人体健康效应和目前中国人的镉摄取状况 　　镉是人体非必需且是IA级致癌物，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1971年的国际会议上Cd被列为环境污染中最为危险的五种物质之一。日本土壤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充分展示了土壤污染后果的严重性。 　　肾是镉的靶器官，日本流行性病学的调查表明，人的一生中（前50年计），摄取的镉不能超过2克。虽然进食后大体上有95%的镉会直接从粪便排出，平均只有5%被吸收到体内，但一旦进入体内则难以代谢出去，其通过尿的排泄速率为十万分之五，故在体内的半衰期长达17-38年，因此镉最终会累积在肾脏。肾脏累积的镉约占体内镉的1/3， 其次是肝，约占体内镉的1/4， 肌肉含量少。而一旦累积超过2克，肾小管会开始受损，导致钙磷和小分子蛋白质不能重吸收利用，最终导致骨痛病。 　　经推算JECFA委员会于1972年确定PTWI为6.7-8.3微克/公斤人体。1989年更改为7.0微克/公斤人体，2010年改为月摄取量PTMI25微克/千克体重，相当于PTWI从7.0改为5.8微克/千克体重，这二者都是建立在对肾不伤害的基础上，JECFA承认镉的PTWI的安全范围很窄，没有标准设定时需要的100倍的系数。欧洲食品安全局沿用的每周摄取容限标准（3.5微克/公斤体重）已不适用。当局改为2.5微克/公斤体重，公布《指令2012/7/EU》，建立新的镉摄入限值，于2014年7月20日生效。 　　而在1997年有报道中国的日镉摄取数值为9.7ug， 1992年全国总膳食调查镉的摄取量为19.4 ug， 2000年的调查为21.2ug， 到2008年广东不管农村或者城市镉摄取量均达到了65ug，超过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日镉摄取量，而目前全国的平均镉日摄取量为40ug。这一系列数值表明中国人体的镉摄取量急剧增加。 　　反观日本最初痛痛病区的日镉摄取量为600ug左右，当时全国镉的平均摄取量为46ug，经过数十年的土壤修复和有毒镉大米的监控和分流，其镉摄取量为21.4ug，美国为19.6ug，瑞典等欧盟国家在15ug左右。 　　而在污染矿区，镉摄取量高达数百ug，部分Cd污染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疑似“痛痛病”的患者。事实上，贵州赫章铅锌矿镉污染区、江西大余、 浙江温州、沈阳张士灌区以及广东韶关上坝村因为镉污染已经引起了显著的人体负面健康效应。因此中国镉污染及其人体健康损害效应不能不引起更多的重视，稻米的镉问题将是中国的战略安全问题。 　　米镉标准及其可调性 　　目前WHO设定的大米镉标准为0.4毫克，日本于2007年从法定的糙米标准1.0mg/kg（精米标准0.9mg/kg，实际允许流通的是0.4mg/kg）下调到了0.4mg/kg，台湾也与2010年将镉标准由0.5mg下调到了0.4mg。目前中国粮食卫生标准中明确规定，镉作为污染物限量指标，每千克大米中镉含量不得超过0.2毫克。面对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