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非效率的原因.docVIP

效率市场假说是建立在三个强度渐次减弱的假定之上的,他们分别是: 第一,投资者是理性的,因而可以理性地评估证券的价值;这个假定是最强的假定; 第二,虽然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他们的交易是随机的,这些交易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影响价格，这是较弱的假定; 第三,虽然非理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具有相关性,但理性套利者的套利行为可以消除这些非理性投资者对价格的影响,这是最弱的假定. 效率市场需要以下必要条件: 1\存在大量证券,以便每种证券都有本质上相似的替代证券,这些替代证券不但在价格上不能与被替代品一样同时被高估或低估,而且在数量上要足以将被替代品的价格拉回到其内在价值水平; 2\允许卖空 3\存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套利者,他们可以根据现有信息对证券价值形成合理判断 4\不存在交易成本和税收.长期以来，我们出于意识形态或感情的缘故，误以为唯有国有制才是最优越的所有制形式，漠视了国有制企业内在缺陷所形成的严重后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企改革的战略思路和实际效果。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必须直接针对其共同的体制缺陷，因此，揭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体制根源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对症下药”。 一、公共经济学观点 从理论上讲，企业的经营效率如何，取决于能否满足下述条件：（a）企业在购入设备和原材料时， 以市场竞争所决定的价格水准购买；（b）在当时可能利用的技术条件下， 实现设备与原材料的最佳组合；（c）以最适当的规模生产；（d）以费用最小的最佳销售渠道销售产品；（e）在组织、劳务和财务方面不存在经营上的怠慢与无效配置。 满足了这些条件的企业可称为最有效率的企业。当然，这只是理论上设想的最佳状态，即使是处于竞争市场中的民营企业也未必能完全达到这种效率最佳的状态。但是，它对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之体制根源，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框架。 日本著名公共经济学家植草益教授认为，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与官厅相近的、刻板的预决算制度。 国有企业的会计制度同官厅的会计制度非常接近，其预决算须得到国会或政府的批准。在编制预算方案时通常以上年度的指标为依据，譬如，按上年度的“定价”购入设备和原材料往往容易通过会计审查。于是，国有企业本身便没有节约购入费用及其它生产成本的动机，加上各项预算经费不许转作别的项目之用，致使预算的使用效率受到限制。正是这种官厅会计中特有的僵硬的预决算制度，妨碍了国有企业在采购、技术应用、生产规模、销售渠道等重大经营事项上作出符合效率原则的最佳选择。 （2）经营自主性不足。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拥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权，但预决算、事业计划、利润分配、收费与价格、投资及高层人事安排等重要事项均须由国会、政府决定，而且，国有企业的多角化经营通常是被禁止的。这样，由于在投资、价格、财务等多方面受到强制性政治干预，国有企业内部事实上很难自主地采取提高经营效率的措施。又由于高层人事不是由企业内部决定，为了得到晋升，担任实务的经营层人员便要为与外部的政治家结交关系而奔走，这种行为是导致经营怠慢的重要原因。 （3）多重规制与规制责任的不明确。以日本为例， 国有企业不仅受国会及主管官厅的支配，还要受大藏省、经济企划厅、会计检查院、总务厅行政监理局等机构的干预。这种多重规制进一步限制了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况且，国会与各官厅之间的决定又未必是一致的。进一步讲，任何官厅都不对企业决策承担最终责任，致使国有企业在决策与行动上往往无所适从。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对国企规制过多和规制责任不明确的问题。 （4）规制的政治化。 这一点在日本最明显地表现为政治家在“地方开发优先”的政策理念下，强行要求旧国铁兴建了许多亏损的地方铁路。这种“政治利益优先”式的做法，显然削弱了国有企业内部在提高经营效率方面的意欲，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与亏损的加剧。规制“政治化”的结果必然削弱国企的经济理性，降低国企的经济效益。 （5）过度保护而形成的“竞争屏障”。 国有企业并非都是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的企业，部分国有企业是依靠财政补贴才得以存续的。国有企业即使出现经营亏损，也无倒闭的威胁，甚至完全处于市场竞争之外。于是，即使属于衰退产业、破产企业也得不到淘汰，劣势企业必然随之增多，国企的整体效率必然随之下降。这种受到国家过度保护、一直依靠政府补助金来维持生存的状况导致了国有企业“体质”的衰弱、退化。事实证明，受到过度保护的国有企业是难以产生与竞争性民营企业同样的经营效率的。 （6）安全优先倾向。 如果说民营企业是以企业成长和长期利润的实现为主要动机而行动的，国有企业则通常将成长与利润放在第二位，更多地考虑如何确保“平安无事”，以减少各种冲突和政府主管官厅追究责任的麻烦。例如，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国有企业往往不惜过剩的设备投资，或配备过多的人员，而不计较经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