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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 罪刑法定的确定为法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出现在我国刑法的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是中国刑法学上的一大进步，表明我国刑法对于保护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的价值取向，是践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刑事司法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一、概述 罪刑法定是现代法治的一条铁则，为法治精神之实质体现。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二、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与理论基础 （一）、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 罪刑法定的法律渊源一般认为最先来源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即“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思想基础，是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萌芽,这被修特兰达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①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人身保护法》也从不同角度巩固了罪刑法定主义。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思想更加系统化。正如贝卡里亚所指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能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它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的对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以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②贝卡利亚对封建社会的刑罚擅断进行了猛烈地拼击，表达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尔巴哈在《对实证主义刑法的原则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判刑的行为都应依据法律处刑。”而费尔巴哈“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一语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昭然若揭。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四条“没有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这是最早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条文，1810年《法国刑法典》一经颁行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仿效的范本，是罪刑法定原则从学说到法律的历史沿革，遂使罪刑法定主义成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则之一。 （二）、罪刑法定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基于立法者的预见能力所限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必有漏洞。现代的法治发展表明，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得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裁判；此时，便允许法官根据法律原则作相应的解释以填补法律漏洞，类推解释便是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解释方法。”这就在宪法中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性。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历史，导致了司法系统长期受立法权及政党的干预，在很多时候司法权没有独立性只是沦为行政权的一种工具。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权，一级预算”的财政预算管理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被同级人民政府牢牢抓在手中，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是地方财政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命脉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时候“底气”不足这就迫使司法机关不得不从于控制它的部门。 2、社会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得到提高，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社会舆论的监督可以提高审判地透明度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但是近年来新闻媒体越俎代庖的现象日趋严重，大有从“媒体监督”上升为“媒体审判”的趋势，经常会在法院尚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