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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相取真社会转型中日本新生代作家概况 　　2007年鲋田多多的《天国泥棒》（即天国偷窃者之意），可谓是对日本社会当下“痼疾”的真实写照。小说主人公年仅20岁，身为大房地产公司董事的“小三”，不仅在福冈冈山坐拥三室一厅，每月还有25万日元的生活“补贴”。尽管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如果董事每个月不出现一两次，她就无聊得要死要活，甚至患上不眠症，需要定时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即便在梦中还不断为自己的“自杀倾向”向董事致歉。战后以美国出版传播的观念及体制为样本建立起来的日本媒体及出版机构，帮助日本重新建立起一个联系个人与社会、帮助个人客观认识世界的多元价值体系，然而进入电子互联网时代以来，以聊天及邮件为交流手段的虚拟共同体的出现以及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极大削弱了无现实归属的个人辨识多元价值的基础与能力，就像小说中塑造的失眠者在“妄想症”中失去了做梦的权利：传统建诸在“现实”之上的共同体，即便不满于“现实”，还拥有“天国”这样的“梦境”，作为“现实”的延伸；而当下迷失于多元价值符号虚拟交换中、被“妄想症”禁锢的个人，却变成“主体性”失窃的幽灵，日益成为“语言的附带现象”，在语言的夹缝中重塑自身（福柯语）。以下就通过分析几位有代表性的日本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来一探他们各自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完成这样的重塑。 　　一 　　舞城王太郎的《阿修罗女孩》中有一个本性残酷、自称“悠游鬼”的男人，他抓来三胞胎，并以他们为素材塑成一尊世界上最为完美的“阿修罗像”。如果说杀死可爱的三胞胎是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恶行”，但最后塑成的“阿修罗像”中又包含着他一心期盼这尊佛去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最大“善心”。价值分层的世界与阐释它的语义本身就充满着悖论与矛盾。“悠游鬼”在没有塑成“最完美的修罗像”之前，每天都塑一尊阿修罗像然后捣毁，与其说他极为享受在一毁一建中带来的快感，不如说他正极力从各种价值代表的层面之间重新塑造出一尊能称之为人的形象。2000年以后活跃在日本文坛的新生代作家都在努力从价值分裂、共同体瓦解的现状中通过重新整合的“自我”，来形成一个崭新的“世界”，根据两者是以何种方式表述面前这个共同体瓦解、价值分崩离析的世界，可分为“直喻”或者是“转喻”两种： 　　1.“平铺直叙”中出现的“陌生世界”。 　　2005年《窗灯》获第42届文艺奖，2007年《一个人的好天气》获第136届芥川文学奖，2009年《碎片》获第35届川端康成奖———出道以来连连斩获日本重磅文学奖的青山七惠（1983—），善于在“平铺直叙”中用感觉的细屑填满生活边角旮旯。《一个人的好天气》讲的是一个20岁的女青年和本家一位死了丈夫的大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故事。小说延续了自《窗灯》就已经奠定的、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与平易近人的生活气息。“但是，有何必要用长达230页的稿纸，像这样描绘抓也抓不住、胶水一般的孤愁呢？”同人志作家下泽胜井表示的“不解”，却在无意中揭示出不可重复的“感觉”重新被文学所珍视的原点意义。夏目漱石的《门》中那些细碎的“日常”沿时间的推移积累着自身，个人终有一天能被“所悟”统一到共性中去；而青山七惠笔下的生活看似被事无巨细的过问，却如碎片般无从积累，亦不可复制，就像小说《碎片》中在女儿看到一个“陌生”父亲的瞬间，所有过往的经验与观念背后的支撑瞬间崩塌，世界重新回复到“碎片”的状态。用个人的感觉去粘合生活的碎片，使其重新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作家最初的意图，但正如《窗灯》中女孩遭遇阿姐与阿姐大学老师漠视后的呼喊，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令已经破碎的世界无法复原，才是这些作品的精神实质。 　　2005年因《泥土里的孩子》获芥川奖而被誉为日本“纯文学界最受期待的新人”的中村文则（1977—），在2010年第24届大江健三郎奖获奖作品《掏摸》中塑造了一个“价值”大盗的形象。“掏摸”（スリ）又译“扒手”，一个尽力从共同价值沦陷后的精神废墟上“偷”出些什么的人，在象征着社会共同价值抑或者说是共同体本身的“白色巨塔”消失之后，眼看着唯一爱过的人佐江子被价值空洞的虚无吞没，而自己唯有靠认识“罪”的意义，不断挖掘出即将被虚无掩埋的自身。处女作《枪》（2002）中大学生西川无意中捡到一把枪，并在内心中为其独特的美所倾倒；《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中年轻狱吏的“弑亲”幻想，中村描绘出“罪恶”的谜样美感对人的本能的吸引，这使他与传统以罪乃至暴力为题材的作家比如大江健三郎相互区分。大江笔下的罪恶与暴力美学一开始就是以非“本能”为起点的构建，换句话说大江笔下的“罪恶”或者说“暴力”的结构是为揭示人的本质而设，而至中村这一代人则将“罪恶”作为失去本质的人其人性的最后复归的“着陆点”。 　　如果说传统中平铺直叙的手法对应的是在经验中慢慢积累起来的生活，抑或是围绕某种本质逐渐构建出的人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