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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个性特征演进 　　摘 要： 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特征使其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非文学的附庸。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体现的个性精神曾面临重重险阻，但一直在艰难中顽强前行，终于在新时期得到重视和高扬。按时间划分为建国后二十七年、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三个阶段，本文探讨文学批评个性特征的演进轨迹。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文学批评 个性 新时期 　　文学批评是一门从接受意义上揭示人类特殊智慧的思维科学。批评者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对文学现象做出审美评价，对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反思与超越。批评的多元化、个性化特征使其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非文学的附庸。二十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倚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一种或几种科学方法或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多种多样独具特色的批评形态和流派，这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强烈愿望。 　　一、个性的窒息——建国后前二十七年的文学批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社会历史批评从多元范式中突围而出，逐渐上升为单一化、主流化，体现主导化的地位。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战争文化规范下政治对文学的价值需求，在普遍性和权威性的规范下，建立起一套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价值系统。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用行政方式确立了“政治—文学”的批评体系，“文革”期间，政治批评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形成了一个由观念、方法、范型、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批评模式被框定在“三段论”中，而被批评者成了无可辩驳的政治审判、斗争对象。 　　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个性化声音微弱地保存于一个弱势群体中，思想领域控制出现些许松动的几个时间片断给他们提供了短暂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文章，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界定，试图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讨论还引发了关于“写真实”和“暴露黑暗”问题的争论，并触及政治与文学、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从文学本体出发，恢复“人性”、“人情”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但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被主流话语视为异端邪说而压制，这些评论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这种“大一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封闭和僵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活力，扼住了渴望发出个性声音的喉咙，使文学创作和批评走上了歧路。 　　二、个性的高扬——新时期的文学批评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畸形流程终止于“文革”的结束。一场以“肯定个人价值，张扬自我意识”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全面展开。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突破了“政治标准第一”的价值体系，纠正了“工具论”等错误的文学观念，重新提倡个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意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开始打破纯粹政治功利主义批评模式的僵化状态，走上转型探索的道路。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冲破禁区，踏上新途。但长期积淀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使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包袱仍然沉重。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围绕“为文艺正名”、“文学真实性与倾向性”、“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等话题进行。局限性明显，批评范式和方法单一、陈旧、贫乏。个性精神仍在犹疑观望，同时积聚力??。 　　当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作以陌生的面孔亮相于文坛时，以“三崛起”为代表的诗歌批评以无比的勇气和敏锐性宣告了文学批评新时期的到来。1985年前后那场以方法论讨论为前奏的文学批评变革热潮，如惊雷炸响，轰然崛起，显现出无与伦比的超前姿态。以“方法年”冠于1985年，表彰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被迅速、大规模地引入，批评家立即运用到对新时期文学及过往文学的研究实践中，尤其以“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和运用最为普遍。在“科学方法论”的冲击下，当代文学批评彻底告别了一元独霸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观，然而，文学批评界一方面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奇斗艳的激烈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存在生吞活剥、饥不择食的倾向。某些批评家虽具有反传统的热情，但存在狂热性与盲目性，发展到极致造成的科学主义理论倾向的泛滥和文学批评观念与意识的混乱，也是有违“个性”原则的，需要冷静地鉴别与思考。 　　同是1985年，吴亮宣称“批评即选择”[1]，从文学批评对象的选择到批评模式的选择都要体现主体独特的理解、领悟、发现，从而确定的批评模式，展现独特的个性和创造力。这一命题坚持选择的权利和主体的自由，显得坚定、自信，极具挑战性。与之呼应，滕云和鲁枢元发出了“我所评论的就是我”[2]的振聋发聩的吼声。当个体自由的生存理想被社会群体共同性理念压制得忍无可忍，或被科学名词搞得头昏脑涨之后，个体由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