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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以我法”书法创作及其成就 　　一、前言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逝世于1964年，享寿八十六岁。右老幼家贫为牧羊儿，刻苦工读，七岁入私塾；十七岁以案首入学，有西北奇才之誉，光绪二十七年中举，后赴开封府应礼部试。由于出版《半哭半笑楼诗草》，一经印出，到处流传，慈禧震怒，下令查办。经李雨田急救脱险，亡命上海，得恩师马良（相伯）之助，手创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而后继创办者不下十余所；同时筹创神州日报，并赴日募款，谒孙中山于东京，加入同盟会，并被委任长江大都督，成为革命实践者；继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鼓吹革命，建立现代新闻，成为“记者之父”。民国成立后，任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民国七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命，响应护法；民国十五年，绕道俄、蒙、新疆，誓师五原，重建国民联军，既解西安之围，复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不仅成为名符其实，允文允武的将帅，北方健儿，髯翁侠客，可媲美范文正公之于西北；在此期间大量搜集北碑，并经敦煌倡议筹办敦煌艺术学院，成为一位文化保存的贡献者；民国十六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嗣长审计院，出任领导全国的政治大吏，于危难之际，言行系天下之望，文章道德，昭昭在人耳目。自民国二十年（1931）起，连任监察院长，誉为“监察之父”。民国二十一年（1932）创设“标准草书社”，而集历代草书大成，尊为“草圣”。右老的诗文，诗坛推崇为“当代放翁”，那首“葬我于高山上兮”的悲歌，具体化了右老民族爱国主义者的崇高人格。综观右老一生，伟哉斯人也。 　　曾文正公推许何绍基说“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也即集五美于一身，才使其书法可传，由此可知成为一位冠于有清一代的大书家，是何其不易。而右老何止五事而已，然仅以右老之书法成就，便已垂名千载。本文即以右老传统书法、北碑于体篆楷、建立标准草书符号体系与标准草书，每一个不同的“以我法”创作时期之划分及其成就，勾勒出右老书法形成过程的一个较为整体的“以我法”创作概念。 　　二、传统书法八法的学习时期（光绪十一年—民国五年） ??　右老从光绪十一年（1885）七岁入私塾至参加甲辰科进士开封府礼部试。当时科举制度未废，仍旧是青年循序上进的正途。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珠卷、大卷，无不从小尽心尽力摹写馆阁体，无一举子离开王字、赵、董这个主流。凡学习传统书法者无不严格要求，掌握这王字八法技巧固守终身而不可破的一个概念。否则，被评为不知或不守法，右老自不例外。右老维持这种书风，大致到民国十五年（1926，47岁）。在这个阶段所能见到的，以逃亡上海大约民前三年（1919，30岁）左右致盛宣怀函为最早，以及民国七年任靖国军总司令时，上大元帅中山孙公书，充分表现右老八法的纯炼。除这个时期的墨迹之外，从右老所书墓志中的《仲贞刘先生墓志铭》（民国八年，1919），秀美若董赵，可作辅证。可惜幸存的作品甚少。不过，在癸未八月（民国三十二年，1943）右老六十五岁，手录《姜白石诗词长卷》，都三千余字，真是有灵呵护，幸存人间的无上珍品，是所见右老最长手卷，小字行书，严守王字家法，无比流畅，这件杰作可视为右老传统书法的标准器，足以证明右老终生不仅不忘，而且是极为擅长于王字法度，不论出自别人的推崇或个人的自诩，皆足以法家名世。令人称奇的是右老不仅不以这种书体示人，竟然弃之不顾，不禁要问，他要追求什么？这可能就是他思考创作的更大企图。 　　三、建立“我法”：创造北碑于体篆楷（民国十五年—民国二十一年） 　　《右任墨缘》是右老最早的墨迹专集，具体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于历代书家的右老独创风格。姑称之为：魏碑于体篆楷。在这本专集中，有一幅“当无事时自固气；大有为者能知人”的对联。在上联左边加注曰：以我法写《兰亭》字一笑。如果熟悉右军《兰亭》的人，看了这幅右老的书体，一定哑然“一笑”，乍看之下无一笔 　　似《兰亭》，但这却展示出右老思考自创“以我法”的创作自觉意识。由此可以确定右老放弃他已充分掌握的过去学习传统，自此“以我法”开始他自己的创作。到底他的“以我法”是何法？一般而论，“我法”至少分为笔法、技巧，与理论、精神境界二大层次。在此扼要述说右老创立“我法”的可能源头。 　　首先，自清乾嘉以来，受到阮元南帖北碑之论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推崇碑学影响，右老不可能排除在这个巨大的文化现象思潮之外。民国七年接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令人惊奇的是右老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战场上，还能在陕西各地寻访石碑；特别在民国十三年（1944），从洛阳古董商人买回将要卖到日本的一百多块墓志石，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累集到380多方，右老并以名“鸳鸯七志斋”。这批无价之宝后悉数赠西安碑林博物馆，属中华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期间，右老悉心临摹，可以下一个结论，历来搜集北碑之丰，研究之勤，无有超过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