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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玉器上翅羽纹(上) 　　凤鸟，即凤凰和禽鸟，是古代玉器中的习见题材，自史前至明清时期均有制作。尤其自唐以降，玉器的现实主义风格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一扫过去抽象化、神秘化的陈迹，开始向生活、装饰方面转化，大多面向自然，取材于生活，凤鸟类玉器数量较之前显著增多。翅膀作为凤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唐代开始突显，从而有了专门针对凤鸟翅膀装饰的纹样，即翅羽纹。翅羽纹形态繁复而富于变化，能够较为敏锐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为相关玉器年代的断定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主要依据一些考古发掘的典型器物，力求揭示唐至明清玉器翅羽纹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对其时代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纳，用以阐明翅羽纹在鉴定上的意义和作用。 　　唐 代 　　唐代玉器在装饰手法上，大量采用整齐的细密阴线，线条刚劲有力、纹丝不乱，线的长度以及线纹之间的距离皆恰到好处，合乎审美，表现在凤鸟类玉器的翅膀上亦是如此。这些细线纹通常由翅根至末缘作放射或平行状分布，翅膀中部均阴刻一道弧线，将纹饰分为两区，以作覆羽、翼羽之别。 　　陕西西安东郊西安交通大学内唐兴庆宫遗址出土有六件玉簪花饰，其中一件（图1）长11.5厘米，宽4厘米，厚0.15厘米。青玉质。薄片状，其上雕刻一束繁茂的枝叶，并雕出盛开的海棠和含苞欲放的海棠。在前端一段最大的海棠花上，雕琢一对比翼振翅、相互嬉戏的鸳鸯。以翅膀中部线弧为界栏，用两层繁密的短细阴线表示鸳鸯翅羽，质感较强。 　　另一件（图2）长10厘米，宽3.5厘米，厚0.15厘米。青玉质。薄片状，造型与前者大致相同，上雕一凤伏栖于海棠花叶之上。翅羽为翅根自末缘连贯刻划的细密阴线，排列井然，翅中部刻有一道弧线，将纹饰分为两个层次。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玉器翅羽纹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此期翅羽纹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由细密平行长直线纹构成；阴线排列整齐，基本等距，自翅根至末缘贯连，于中部刻划一道横线分作两区。此类纹饰与唐代流行者接近，应是承袭自传统的形式。如浙江临安吴越国马皇后墓出土的一件玉梳背（图3），长5.1厘米，宽2.3厘米，厚0.15厘米。白玉质。器身扁薄，上沿呈弧形。双面均阴刻一对相视而蹲的凤凰，两凤腹底装饰有如意纹。凤凰翅膀即装饰有两层整齐细密的阴线纹饰。 　　第二类，翅根部琢出密集的平行细阴线以示覆羽；下刻一道宽弧线为界，翅膀中后部用斜刀法分割为数瓣，每瓣表面又勾勒出轮廓线，为翼羽。此类翅羽纹应是五代时期的创新形式。如吴越国马皇后墓出土的一件玉簪花饰（图4），长10.5厘米，宽4.2厘米，厚0.13厘米。白玉质。薄片状，略呈弧边三角形。透雕，双面刻纹，周边雕刻缠枝花卉、瑞草，中间为一只引颈回首、展翅飞翔的凤凰。凤凰翅膀纹样精致，层次较为丰富，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辽 代 　　辽王朝辖区乃唐代河北藩镇割据旧地，自中唐起就保留了较多的旧风和地方特色，此期玉器受唐代影响甚大。就翅羽纹而言，辽代大体承袭了唐代的风格，迄今所见皆为被分作两区的平行阴线纹，但此期在具体刻划上又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其一，圆雕禽鸟的羽毛常以粗深的线条进行刻划，且线纹边棱打磨得圆润光滑，从而使阴线间的部分形成浮雕阳起的效果。如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一件玉交颈鸿雁（图5），长6.5厘米，宽1.6厘米，高2.5厘米。白玉质。圆雕。鸿雁体形修长，呈交颈而卧状，足曲于腹下，短尾下垂，双翅并拢，翅羽纹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 　　其二，构成翅羽纹的细平行线常作长短间隔排列。 　　其三，翅根部点缀一排短促的平行斜线纹装饰。 　　上述两点特征可参考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一件双雁形玉佩（图6），宽5.2厘米。整器呈椭圆扁平体，单面工。镂雕作展翅双雁形，首尾相接，两侧雁腹辅饰卷草纹，细部以阴线刻划。又如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一件双鹅玉盒（图7），长9.3厘米，宽3.8厘米，厚3厘米，内腔深6.5厘米，直径1.2厘米。青玉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器体近长椭圆形，圆雕同向交颈并卧的双鹅，器底部雕刻鹅的双足及翅、尾下侧。上述两器均用长短交错的细平行线表示翅羽，翅根部装饰一排短促的平行斜线纹，纹饰错落有致，较逼真。 　　此外，辽代玉器的阴刻线条软滞，不及唐代挺拔、犀利，线纹布局亦不够规整，这也是唐以后历代玉器琢纹之通病。 　　宋金时期 　　宋、金王朝历史时空的同一性，决定了各自玉器风格的大体一致；加之双方间频繁发生的文化经济交流、战争掠夺，以及考古出土资料的缺乏，都为甄别宋、金玉器带来不便。故此处对二者并不加以细致区分。宋、金时期的翅羽纹较先前发展较大，线条运用灵活自如，直线、弧线一应俱全，且线条组合多样，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平行直线的单调，纹饰形态趋于复杂。此期翅羽纹的种类明显增多，主要有以下六类： 　　第一类，为源自传统的两区直线纹，但此期线条短促、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