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赞助路径探析.docVIP

《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赞助路径探析 　　摘要： 　　五四语境下，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在新文化精英们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赞助人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从译者的译介、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刊登特别启事及译作的再版等方面，探讨了《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对《娜拉》经典化赞助路径的探析，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来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青年》 编辑部 《娜拉》 经典化 赞助路径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文化的转型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境遇，翻译在中国的多元文化系统中从边缘进入中心，在文学和文化的嬗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新文化精英们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且有效推动了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是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时期《娜拉》在中国经典化的历史语境、文化及意识形态动因进行了探讨。林丹娅[1]、罗列[2]、任淑坤[3]从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的视角解读了《娜拉》经典化的源起；王宏志[4]、邵毅[5]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娜拉》的经典化进行了解读；张春田[6]分析了五四时期“易卜生热”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娜拉》在五四时期经典化的源起被较多关注形成对比的是，对五四时期《娜拉》经典化的赞助人研究尚无人涉足。《新青年》编辑部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赞助人角色。本文拟从《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的视角，对五四时期《娜拉》的经典化进行解读，以期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赞助人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多集中在译文、译者及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是翻译的主体，而译文则是翻译过程的成果，理应受到较多的关注；处于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也必然受到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受到广泛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整个翻译作品经典化过程里，其他一些极具影响的元素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课题是翻译作品经典化的赞助人问题。翻译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乃至经典化的力量。 　　正式提出要认真探讨赞助人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是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他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指出，社会上有两个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的控制元素。元素之一在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指一些“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他们虽然不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但却能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服务。第二个元素是在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 patronage）。 “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他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社会阶层、政党、出版商，乃至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等，他们协调文学系统跟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7]勒菲弗尔把文学系统看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从文学系统内外不同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对翻译研究很有启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文学也可视为整个文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不是由翻译文学系统内部的元素单独决定的，往往受到翻译文学系统之外赞助人的操控或影响。《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是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倡导者，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他们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赞助人角色。 　　二、《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 　　1. 译者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带有鲜明的强国保民的政治动机。《新青年》编辑部进行的翻译活动秉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注重其社会功用的传统，特别重视其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作用。《新青年》一至九卷中，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尤为重视文学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以《娜拉》为代表的易卜生作品的译介，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启蒙女性、塑造新女性，以推动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路径。 　　挪威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不朽的声誉。易卜生一生共写了20多部剧作，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易卜生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探讨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道德，倡导妇女解放、个性自由等。其目的在于唤醒民众，从而改良社会。为易卜生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力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