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pptVIP

第十七讲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下） 一、五四狂飙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3000余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学生们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的职务，举行总罢课，并火烧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的爱国举动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抗议。6月，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章、陆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狂飚般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的思想解放触角可以延伸至此前《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精神旨趣完全一致，两者都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与民主也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更名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陈独秀以近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否定传统儒学，声称：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 更为激烈的批判来自鲁迅、吴虞。 鲁迅借“狂人”之口，道出惊世骇俗之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也猛烈抨击礼教，“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 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概括了“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内涵：“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打倒孔家店”的实质，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的否定。 与此同时，青年胡适亮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主张“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陈独秀推波助澜，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也纷纷响应，壮大了文学革命的声势。 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巨匠，他创作的系列白话小说为解读文学革命提供了经典文本。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是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1921年冬，鲁迅开始创作《阿Q正传》，以巴人的笔名连载于北京的《晨报》副刊。这是新文学运动最杰出的作品。 除了白话小说，还有新诗创作。胡适开其端绪，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清等人也加入白话诗创作的行列。真正成熟的新诗诗人，当推郭沫若。 1921年，郭沫若将创作的新诗收入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是文学革命的硕果，奠定了新诗发展的基础。 科学精神的高扬，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标识。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堡垒，而且是科学精神的摇篮。1917年，杰出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强调“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开创了北京大学一代科学学风。  实证的科学方法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胡适将科学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为“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他考证古代小说，成绩斐然。尤其是研究《红楼梦》，于1921年写成《红楼梦考证》，得出该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令学界轰动，由此开启了“新红学”的门径。胡适以“疑古的精神”清理中国古史，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蔡元培语）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典。 受胡适的影响，北大学生顾颉刚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此说一举推翻了千百年来人们确信无疑的古史系统，并形成史学研究的“古史辨”派。 另一位身体力行科学精神的学术大师是王国维。他以近代西方实证科学方法“证史”，充分利用新发掘的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等，将它们与古器物、古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史学名著。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现代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来自近代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以进化论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