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操守与行业管制.docVIP

媒介职业操守与行业管制 说起媒介道德这一名词，在国外或许已是司空见惯，但在中国却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提出来是个比较犯忌的事。但作为一个学新闻的本科生，一个将来媒介行业的准记者，出于职业良心亦或是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最终还是要把它提到台面上来说说的，尽管还有这还有那的问题还很不完善，不具备说的条件和资格。 新闻道德首先要说的是新闻理念。这涉及新闻工作的宗旨，说白了就是新闻从业者为了谁而采写新闻的问题，是为了你所依赖的广大受众，在中国有比叫阶级的名词叫“人民”，还是为了领导的满意和某种私欲，还有更现实的一点那就是广告商的利益？后者被当作媒介的衣食父母，当然这是媒介本身的看法，受众不一定这么看，他们只管媒介能某及时披露重要，真实的信息，能否公正客观的报道与自己兴趣和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至于其他，那是次要的。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就是奉献于受众的公众利益。谋求个人利益，争取任何有违大众福利的私利，无论处于何种理由，都是与行业的道德法规不符的，也将是受到人民的谴责和痛骂的。 说到道德，第一要义无疑是新闻的真实性。在大实习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偶尔见到带自己的实习老师或其他记者有违背新闻真实的事情。原因不过是吃了，拿了人家的，或是在名利上有所图，虽然是偶尔才会发生，但就是这偶尔的失职，成全了道德伦丧的百分百，影响是坏的，也损坏了报纸的声誉。其中很明显的失实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胡编乱造，根本不顾后果和影响，受众当傻子来愚弄。例如，明明是正在研制阶段的某某化妆品，非要说成已投入使用；明明是“兰州姑娘”非要说成是“广州姑娘”，不知这是“地方民族主义导致的盲目偷窃的自豪感”作祟还是记者的眼力笔力有问题，错把“兰”字当“广”字了，反正是让人难以理解。 接下来不得不讲的就是有尝新闻的问题。恐怕所有实习的同学都会并且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是多发性的，不是偶尔为之。就拿自己的实习来说事，几乎每次出去采访都能遇见“红包”，不过我遇见的却都是白色信封包装的“红包”，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老师有时良心发现也会分我一杯羹。不过说实话我都委婉的拒绝，摸着自己的心却又违背良心的说着“这是发给老师您的，学生无功不受禄”。有时自己一个人去采访，碰到有包包的自己也会收下，不过回来还是会给老师，以表诚实和“孝义”。经过无数次的收受红包，自己也总结出这么一条“新闻职业规律”——新闻发布会，有包；行业表彰会，有包；披露调查性报道最后带上“防蛋衣”，包包是想都别想了。而新闻发布会中尤以澄清事实希望媒介予以报道的发布会最为“来钱”。自己还深深的记得在上海金茂大厦的二楼的一个很大的发布厅，来自全国的各路媒介记者，从电视到报纸，=从电台到网络，无论大的还是小的，能挤进的都来了。那时刚好是肯德基的作料里被怀疑含有一种叫“苏丹红”致癌物质，炒的是沸沸扬扬，所有上海的肯德基店全都停业整顿，清查全部含有“苏丹红”的食物和原材料。作为肯德基作料原料的最大供应商——江苏昆山的某家企业出面澄清，花费巨资在上海的亚洲第一大厦的最大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求媒体能够向社会予以广泛的传播报道，证明自己的产品不含“苏丹红”，之前的全是“误会”。当然，这所谓的纠纷是不是一场“误会”，自己无从得知，只有卫生部门的亲自深入调查才能最终见分晓。但自己首先确定的一点就是——这家企业心虚了！原因很简单，它给每家到场的媒体都分发了一个包，其他媒体的不知道装的是多少，但自己当时打开瞄了一眼，厚厚的一叠，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来看，至少也得一千这个数，不少啊！都赶上普通职工一个月的纯收入了。当时确实有点“动心”，毕竟钱不是坏东西，自己还是很需要的。可是最后走的时候还是不自觉的走到发布会的接待处，把包包递还给了他们。因为当时还是下意识的想到了“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这句祖辈就知道的话。自己要是真控制不住自己拿了那包，在写作上就会时时被那恍眼的一千块笼罩着受思绪，执笔的手也会跟着受到牵制，也必然会言不由衷。何苦非要做钱的打手和帮凶呢？还是算了吧，自己没发财的命。 其实这种搞“马夹袋”的事，早已被前人鄙为“苍蝇”和“撅墓人”，也是“腐败的模特”，是“赶场子”的勾当——鉴定会，庆祝会，竣工典礼，开业仪式之间乱窜；也是捡袋子，碰杯子，凑稿子。特别是到了每月逢“8”的日子，不少企业也以此“发”的好日子，纷纷安排开业和庆典活动，此时，也是某些记者赶场子的好日子。 所有的一切，除了媒介从业者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道德操守这一非强制性的“自律”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政府立法和执法部门，应当尽快，尽量制定出相关的新闻法规，甚至出台一部所有的中国媒介部门及其成员呼吁多年而为果的《中国新闻法》，以求加强对新闻事业的管制。新闻法规必须明确这样几条国际标准。首先，媒介及其从业人员报业及其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