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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位置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九九年六月九日 秦晖先生的新著《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收录了他讨论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和社会公正的二十篇文章。他在自序中说，这二十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他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学术与心路历程，并坦言，这个历程是从八十年代的问题研究到九十年代的主义议论的过程。就我对这二十篇文章的阅读而言，我所发现的是，它们构成了秦晖先生自己所说的问题-主义-问题认识循环中的一环，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由的价值关怀。秦晖先生将这二十篇文章置于三个标题之下，即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市场理性如何实现和市场、改革与公正。第一部分的七篇文章是研究问题的成果，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汉代的商品经济。表面上看来，它们与自由无涉，实则在严谨的学术叙述之下，字里行间隐藏着对自由的终极关怀。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文章是讨论主义的部分，直接围绕着自由和公正展开。但是，除自序中对心路历程的扼要介绍之外，秦晖先生并没有安排一篇统领全书的文章，解读其思想的任务因而留给了读者。就我而言，属于第二部分的《恰亚诺夫主义：成就与质疑》一文是解读的开始，因为恰亚诺夫的理论为我对自由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引子。 恰亚诺夫理论的核心是关于农民决策的消费-生产均衡模型。一般论者强调消费与生产决策的结合是恰亚诺夫式的农民有别于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地方。实际上，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无论是自我雇佣的农民或是现代的产业工人，都要既做消费决策，又做生产决策。区别现代工人与恰亚诺夫式的农民的关键是两者选择集的大小，而不是他们所做决策的多寡。对于一个恰亚诺夫式的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而外，他别无任何取得收入的途径。换言之，家庭农场之外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存在的。而对于一个现代农场工人，农场之外的劳动力市场是对他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在于给农民的劳动力确定一个不取决于他自己行动的价格。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则由农民自己的消费所确定；也只有在这时，恰亚诺夫的消费-生产均衡才有意义。在家庭经济学中，这个问题被称为可分性（separability）问题。公认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存在多重市场（包括针对风险的保险市场）缺陷时，一个家庭的消费和生产决策才是不可分的。恰亚诺夫的贡献不在于发现了有别于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农民理性，而在于确立了研究不发达市场条件下农民选择的一个较好的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着恰亚诺夫主义的许多争论在经济学中可以得到自然的消解。 由恰亚诺夫理论所引发的、也是秦晖先生所注意到的，是农民的自由问题。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个人不受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自由秩序原理》，第4页。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对这个定义的深入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仅是，强制不一定非得是某人或某些人所直接施与的；更多的时候，它是经济系统于无形之中强加给个人的，其表现就是个人选择集的缩小。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价格机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经济制度。但是，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同时也决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选择集，并由此确定了他们享受自由的能力。这一点对个人的起始状况尤为重要。由于个人初始禀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就给每个人赋予了不同的可供其支配的价值，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享受自由的机会。比如，无产者所掌握的自由机会就比有产者少，因为前者除了劳动力?通常是较便宜的生产要素?之外，便一无所有，而后者除了可以用劳动力挣取收入，还可以通过出租资本?通常是较昂贵的生产要素?获得额外的丰厚收入。在这里，个人选择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它的考察迫使我们关注完整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差异：个体自由不仅可以因社会制度而异，而且，在给定的社会制度之下，它也可以因个人之间的差异而不同。秦晖先生敏锐地指出了恰亚诺夫式的农民与现代雇佣工人在自由方面的差别，但他更重视由于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差异。他说：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我看来，就在于他的模式中影响农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第254页）这种强调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恰亚诺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研究是在给定的社会制度下展开的；同时，要求他关注超乎经济之外的力量也许有些过于苛刻。恰亚诺夫的人口分化理论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个经济理论；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苏联，因为和阶级分化的正统理论相抵触，它却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因此，谁又能肯定恰亚诺夫之不谈超经济因素不是一种有意的回避呢？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对于一个恰亚诺夫式的农民，他即使不受到超经济力量的束缚，也受到来自市场缺陷方面的束缚，因为后者缩小了他配置劳动力的选择集。这种束缚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一种自我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