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德刑辅.pptVIP

? 既然道德在治理国政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那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用各种措施来体现道德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他们强调的“为政以德”。孔子最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用德礼比用政刑好，政刑只能一时地禁人为非，而德礼可以使人懂得不应为非，自觉地不犯罪。 二、为政以德 孔子进一步发挥了周公的思想，强调为政要以道德治理为根本，而不应该片面强调刑罚杀戮。军队打了败仗，不可以将所有的士兵都砍头；国家管理不好，不可以把人民都抓起来，因罪责不在民众。法令松弛，而刑杀很严，这是对百姓的残害；农作物生长有时限，而赋税征收却没有限度，这是对百姓的残暴；不进行教育而要求人民遵纪守法，这是对百姓的虐待。当政者只有停止这三件事，才谈得上对人民施用刑罚。治国之道首先应该实行教育。 ——董仲舒 荀子认为，治国之道应是当政者以身作则，感化，影响民众，使之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这样，刑罚也就无所用之了。 当然，儒家也并不是主张不要刑律，只不过他们把道德治理放在国家管理的首位。由此可见，儒家的“道之以德”就是强调道德价值观的精神指导作用，这是一种内在控制。。 董仲舒从天命观出发，他认为天命不可违，体现着天命的道德对人就有支配性的意义。当天子代表天命时成为道德的化身，用道德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有着充分的理由了。 ? 中国传统道德所谈论的德刑关系，实质上就是道德与法制的关系。道德与法制，是维系社会安定的两个支柱。它们各有特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确认识和处理道德与法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四节 德刑皆备 德主刑辅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争论治国之道，中心问题就是德刑关系，也就是道德与法制的关系问题。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依靠行政、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这段话，反映出孔子对道德与法制的不同功能的认识。 一、治国为政 德刑皆备 法家的主张与儒家针锋相对。韩非公然声称：“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他认为，不能指望人们会自觉从善；指望人们从善，“境内不什数”。而依靠法、术和威势使人“不得为非”，则“一国可使齐”，可以统一人们的行动。所以结论是“不务德而务法”。他所主张的，正是孔子批评和反对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在他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必然之道”。 儒法相争，儒家学说被当时的当政者认为迂阔，不被采用，法家的主张则在一些国家得到推行，起了积极的作用。秦孝公用商鞅而使秦由弱变强。秦始皇用李斯、韩非而战胜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可是好景不长，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15年。汉初君臣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认为秦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经过经验的总结，重新认识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缺陷，于是回到了儒家的道路上来。 但这一次回归，并非完全回到孔孟的主张上去，而是吸取了法家主张的合理因素，同时也对先秦儒家重德轻刑观重新进行了审视。所以，从汉代儒家开始，他们强调了德治与法治相互辅助，互为表里，二者缺一不可。严刑酷法当然不足取，但纯任德治也不可用。当是王道与霸道相杂、德治刑政相辅。概括起来说，德刑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对德与刑不同功能、特点的认识；二是对德与刑二者关系的认识。 对于道德与法的功能、特点，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来概括，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从多方面发挥了孔子这个基本思想。他们指出：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而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是治心，刑罚是治行，“行起于心”，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所以治国要“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以教化为本。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所以，治国之道，“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 对于道德与法的功能、特点，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来概括，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对于德刑二者的关系，荀子说，刑罚要以教化为基础，只靠刑罚诛杀，没有教化，坏事不能禁绝。教化也非万能，只有教化而没有刑罚，坏人就得不到惩罚。韩非虽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却也提出了道德应与法制协调一致的问题。他根据大量实例，指出儒、墨两家的道德观念与法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阻碍法家政策的推行。 如“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