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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模式：郊区化与逆城市化 作者：刘新静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添加日期：10年07月13日 向心力与离心力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造成了城市阶段性的发展。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就是城市在集聚到一定规模之后出现的离心分散趋势，二者先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如今又以汹涌的态势出现于中国的大地上。 一、逆城市化是都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两个概念，郊区化（Suburbanisation）是指城市中心的人们迁移到郊区去居住。郊区化的理念最先出现于18世纪的伦敦，此后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的郊区化，第二阶段是制造业的郊区化，第三阶段是零售业的郊区化，第四阶段是写字楼的郊区化。在美国，这个过程可以用数字来表征：1950至1980年间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80%以上发生在郊区；到1970年，全国郊区人口超过居住在市区内的人口，形成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1990年，郊区人口占大都市区人口的比率更增至60%。 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强调的是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人口在从大都市区流向非大都市区的同时，也在大都市区内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美国经济地理学界权威学者布赖恩·J.L.贝里在70年代中期时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的现象。及至1980年，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70年代美国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超过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恰在此期间，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大城市发展迟滞的现象，由此，“逆城市化”一时间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城市化与都市化有着本质区别，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都市化进程，是指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它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1] 从这个角度来说，逆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升级版本，它不仅包括了资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也包括了资源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都市群理论是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于1957年研究美国大西洋沿岸都市群后提出的，50年代以后是美国都市群的飞速发展时期。对照表1和表2两组数据，可以发现都市化与逆城市化在时间上的吻合，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仔细分析，美国出现的逆城化现象其实是都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城市化理论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当城市化率达到70%时，其脚步又会自动放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转折点，一些城市的发展接近饱和，东北部的制造业开始衰退，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带蔚然兴起，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该地区，造成了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占全国增长的96%。因此，某些城市的衰落是因为资源向都市群地区进一步集中造成的，正如刘士林先生在《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一文中指出：“以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影响而言，城市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与农业地区，表现为农村人口与农业社会资源向城镇、城市、都市空间的匀速流动……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对象则是普通的乡镇与中小型城市，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中聚集于这些空间的人口与资源向中心城市、大都市与都市群的进一步集中”，[2] 都市化进程不仅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对立，也加剧了都市群之间、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竞争。 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在中国初露端倪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只有20多年，与西方上百年的城市化历史相较而言，还极不成熟，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以全球一体化为背景都市化进程。“城市化”与“都市化”同步到来，使得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趋势也交织出现，错综复杂。其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一）产业结构调整 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它引起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都）市流动，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城市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曾将城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不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应（见表2）。由此可以看出，“借助于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现代人在城市中真正地成长为不依赖大自然而生活的巨人”[2]，工业技术将越来越多地富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城（都）市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