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刻石与秦代诏版风格差异成形成原因探析刘老师修改稿-泉州一中.DOCVIP

秦代刻石与秦代诏版风格差异成因探析 蒋怀坦 （泉州第一中学 福建 泉州 362000） 内容摘要：秦代刻石和秦代诏版作为秦篆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真正了解了其风格差异的成因，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在始皇帝“书同文字”高压政策下，秦人笔下篆书的真实情况。本文试从书刻者心态，文字风格发展与变迁以及秦人技艺教育三个方面对其风格差异成因加以论述。 关键词：秦代 刻石 诏版 风格 作者简介：蒋怀坦（1986.5.-）,男，汉族，山东滕州人，硕士。福建省泉州市第一中学，研究方向：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福建省泉州市学府路31号泉州市第一中学，362000jianghuaitan198605@126.com 秦代刻石与秦代诏版共同构成了秦人书刻文化的高峰。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两者在书法风格上却有很大不同。秦刻石森严有度，用笔凝练而圆转；秦诏版却散朗多姿，用笔劲直而方折。从始皇嬴政到二世胡亥十数年间，两者风格在不同时期虽有变化，然而其大的趋势却不曾改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风格的差异及其在各自载体上超稳定的延续呢？ 对这一问题，张铁民先生试图从哲学角度作出解释，认为“文化心理意向”是它们形成方圆不同风格的重要原因。他说：“‘天圆地方’是古人最普遍的宇宙观。秦统一后所制的半两圆币，外圆孔方。即隐含着‘天圆地方’的潜意识。始皇巡游天下时的刻石书，虽是铭功之文，其实也是祀天之文，是天之子向天帝禀功告德，故用‘圆’势之笔、端严之法，不露圭角。权量诏版之文，是规范天下百姓行为的，与‘天’无关，与‘地’相关”，故用‘方’势之笔，劲力外露。”又说：“这种方、圆分派的笔势，虽然未必是‘天圆地方’观念的自觉对应和勾连，但仍可视为潜意识的文化意向。”[1] （p449）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尚难成立。首先来看作于秦昭王十三年至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94——前224）之间的《高奴禾石权》。（附图1）此权为下发至“高奴”地区的标准计量禾石权，铭文为阳文，字势端正，用笔以圆势为主，兼有书写与修范铸制的痕迹。若依张先生之观点，此铭似乎应用方笔，而结果却恰恰相反。如果说此权由于制作时间尚不明确和制作工艺采用“阳文”形式这两者的原因，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作于秦孝公十八年的《商鞅方升》和作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5）的《羊头车軎》，则足以说明以上问题。《商鞅方升》作为商鞅变法时期下发的标准器量，其铭文体势近于小篆。丛文俊先生认为与《大墓石磬刻字》（附图2）相似。而《羊头车軎》，铭文线条圆曲，与正体接近。两铭文虽然作于秦统一之前，与秦代刻石和秦代诏版文字尚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但“天圆地方”的观念作为古人一种普遍的宇宙观，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在秦统一之后才得确立的。如果张先生之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势必也会体现在《商鞅方升》与《羊头车軎》上，而相反的事实却是：两铭文均采用字近小篆的圆势之笔。由此看来，秦代刻石与秦代诏版铭文书法风格取向的不同，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异的呢？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书刻在金、石不同的载体之上，由于在金属与石头上锲刻的难易程度不同，所以选用了不同刻画方式，由此导致了它们风格的差异。[2] （p30）但笔者认为，一件作品艺术风格的成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由金、石这两种不同书刻载体所带来的不同锲刻方式之外，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探讨。 书刻者心态对作品风格产生的影响 由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对书刻者的心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会直接体现在书刻者的刀笔之下。因此，要讨论一件作品的风格特征，必须考察具体的历史情境及其书刻者心态的作用。 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法治思想便在秦人头脑中深深扎根。后始皇嬴政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为了稳固政权，秦始皇采用李斯建议“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3] （p239）自此法家思想得到了一次全面的贯彻与坚持。而法家思想的核心，便是韩非子所谓的“以法治国”、“以法为教”、“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 [4] （p64）正是这一思想，使秦人有了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并最终形成了“尚实趋用”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必然对秦人的书刻产生重要影响。在先秦、秦代时期，书法艺术尚未获得独立，书刻者并不会把它们当作一件艺术作品去完成。在刻制过程中虽然有朴素的审美观念作为依托，但这大大不同于后代艺术自觉期的审美观念。他们对一件作品的把握，更多的是依赖于作品本身的功用。而不同的功用，对书刻者的心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作品风格取向的不同。 先来看秦代刻石，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二十九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三十二年的《碣石刻石》，三十七年的《会稽刻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