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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相隐”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父子相隐”重新解读 这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判断是否与犯罪问题上的反映。孔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这一主张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后来封建法律允许亲属相隐的张本。 【摘要】本文通过对《论语》“父子相隐”的语境化解读后认为，孔子和叶公所讨论的仅仅是父子之间互不告发攘羊的问题，其所隐含的最多只是“近亲属之间互不主动告发一般犯罪行为符合情理”的规范，而非“特定亲属可以不向合法官方机构提供近亲属任何（严重）犯罪行为的证据”。 【关键词】“父子相隐” 【正文】??我上了法学的双学位，今年刑诉的修改是让全社会都瞩目的，尤其是证人强制到庭作证的这一改变，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专题中的“父子相隐”这一专题。情与法、法律与道德???直是古今中外研究法律的人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对此做出的不同回答，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差异。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 刑法修正案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学理上将其概括为“近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有些学者进一步提出“特定亲属不但应享有出庭作证的豁免，还应享有侦查阶段的作证豁免，因而应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明确将“近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扩展为“特定亲属作证义务豁免”。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和某些学者的建议，虽然在作证义务豁免的主体、范围、方式方面有所不同，但性质相同，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子相隐”。即 《论语.子路》第十八章 《论语·子路》第十八章叶公和孔子的对话记录：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学者解读说：“‘亲亲互隐’和容隐制反映出中国伦理法系的精神，它是符合人性、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有???遍性的。‘父子互隐’，与人权并不违背，而恰恰包含着尊重和维护人权的因素。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极其具有现代性。 该案例讨论的是“忠孝何以两全”的问题。 《汉书.宣帝纪》 《汉书·宣帝纪》：“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无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从那时开始，古代的法律已经有明文，一般不追究“父子相隐”的罪过了，这是合乎事理人情的。 叶公和孔子所讨论的问题，孔子认为“父子之间相隐攘羊更符合情理”所隐含的规范“近亲属之间互不告发所有违法行为（含犯罪行为）更符合情理”，与其说这是一个规范命题，不如说它更是一个实然命题。因为其背后隐含的对人性的判断的现实性，其如同《论语》中其他很多思想一样，长久并且还将持续地渗透在中国的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活动中；在中国两千年来更加广阔的非刑事法律范围内其长期并将还将持续是人们的必然行为，无论如何去强调家国利益或校正正义，这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即便在刑事法律领域内，这在当今社会也一样有着很大存在的余地和可能，因为，即便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听不到或看到过几个父子、夫妻之间主动告发犯罪的案例？偶尔听到一个夫妻反目，告发丈夫贪污的案例，最后听到的也还是悔恨和不该。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制定法律需要顺应和尊重人的这一本性，不要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强制要求人们互相揭发自己父母亲人违法犯罪这类违反人性人伦的行为。但是法律制定者同样需要明白，这种人性所反应的是人性“损人利己”的向“恶”趋势，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对其的立场本应是限制，只是基于事实上根本无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规定一些不予鼓励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无为一点，不予规定。但是若要以“近亲属之间互不告发所有违法行为（含犯罪行为）更符合情理”背后的人性判断，将制定法律的立场，从无为走向肯定，合法化为“特定亲属可以不向合法官方机构提供近亲属任何（严重）犯罪行为的证据”，鼓励人性做这种“损人利己”的向“恶”趋势，则一定要慎重点，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合法化这个问题，更需慎重，至少在主体、对象、方式以及阶段上予以限定或者限制，而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直接将其普遍化甚至上升为法律原则。 其实我认为父子相隐揭示了中国儒家忠孝二元伦理结构的悖论。 父子相隐典出《论语。子路》，孔子与叶公的对话，提出了一个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是否应该隐瞒、包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宥于伦理学的范畴，还广泛渗透到政治学、法理学、民俗学等领域。围绕 父子相隐制度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在对其政治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问题进行考量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