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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犯中防止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之司法认定 　　危险犯是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例如在投毒罪中，只要行为人故意实施了投放毒物的行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私财产安全，即构成投毒罪既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均无异议。但是，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防止了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应当如何认定则众说不一，司法部门在处理上也颇为棘手。某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 　　被告人张某因与邵女恋爱不成而对邵家心存不满，购得“三步倒”鼠药一包，并趁邵家没人之机翻墙入院，将鼠药投入邵家水缸后即离去(当日为邵女母亲过生日，除邵女家人外，还有其他亲戚前来祝寿)。后被告人张某回家后即将投毒一事告知其姐夫，并随即赶回邵家，此时邵家正准备用水缸中的水淘米做饭，被告人张某告知邵家投毒一事，并在其姐夫等人帮助下将水倒掉。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投毒罪均无异议，但对被告人张某在投毒行为实施完毕、法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又积极采取措施解除了危险状态，防止实际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投毒罪的中止形态分歧较大。 　　目前，理论界对此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一、可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理由是：1.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客观上有效解除了法定的危险状态，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符合危险犯中止犯的实质性条件;2.危险犯中的法定危险结果，不同于实害犯的危害结果。实际的危害结果一经造成，就不可能再弥补，这如同人死不能复生一样。而法定的危险状态形成后，却可以有效解除;3.把危险犯与其他刑事犯罪作比较来认识这一问题。如投毒罪与以投毒方法实施的故意杀人罪，后者在投毒后，被害人食用前甚至食用后行为人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严重后果发生，使被害人脱险时，即可成立杀人罪中止犯。 　　二、可以成立实害犯的中止犯。理由是：1.我国刑法对犯罪中止的时间限制，只要求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并没有规定必须在犯罪既遂之前;2.无论何种犯罪，只要存在着发生犯罪结果的可能性，在结果尚未发生之前，都应当给予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权利。如果行为人此时能抛弃犯罪意图，千方百计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仅说明其主观恶性已经减少，而且行为的客观危险性业已被排除;3.对这种案件作为犯罪中止论处，有利于鼓励犯罪人自动中止犯罪，尽力减小犯罪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损害;4.危险犯已经构成既遂状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再转化为中止犯的。对本案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对投毒罪相应的实害犯条款，以实害犯的中止犯处理。 　　三、构成危险犯的既遂，不成立中止犯。理由是：1.危险犯是以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既遂的标志，而无须发生特定物质性的危害结果。犯罪形态是故意犯罪过程中不再发展而固定下来的相对静止的停止状态。犯罪一旦构成既遂，就不可能再发展成犯罪中止;2.犯罪既遂是犯罪完成的标志，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解除危险状态的行为只应作为犯罪既遂后的自动挽回行为看待，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理。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但持该观点者的理由阐述虽有合理之处，但尚不充分。现补充论述如下： 　　第一，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犯罪一旦既遂则不能再转化为中止。依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但对“犯罪过程”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上的犯罪过程，是指行为人的犯罪活动过程，始于犯罪活动预备，终于犯罪既遂。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既遂之后就不可能再成立犯罪中止。广义上的犯罪过程，是指从犯罪预备开始到犯罪结果发生前的过程。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既遂之后，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前，行为人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实际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成立犯罪中止。 　　笔者认为，虽然学理上对“在犯罪过程中”有不同理解，但立法机关对此态度明确，即该条所称“犯罪过程中”即是指犯罪既遂之前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否定了既遂之后也可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日本刑法也同样规定中止犯只能发生在既遂之前。第一种观点认为危险犯在犯罪既遂之后、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以前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不仅不够准确且在刑法理论上站不住脚，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首先这种观点与犯罪构成原理相违背。犯罪中止的法条中的“犯罪结果”，须受到具体犯罪构成的限定，即应当是指具体犯罪构成的既遂所要求包含的犯罪结果，而不能离开具体犯罪构成，这是犯罪过程原理的当然之义。如危险犯，就只要求行为具备法定的危险状态即属完备构成要件而达到既遂，而无须发生特定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否则就不属于危险犯而属于结果犯了。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只能是对存在既遂未遂之分并以犯罪结果发生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而言的。其次，这种观点将故意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