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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习，少批判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了，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效果尽管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洛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了《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蹿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人世间的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许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良知提醒我要治疗凡事好批判的病，因为这病的危害很多。　　1，培养了吹毛求疵的坏毛病。　　据说衡量批判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敢不敢批大家都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敢不敢批大学问家都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倘从浅薄的角度去挑真理的毛病，当然也不是挑不到，只是这样挑的结果，只能养成一种从太阳中寻找黑点的病态心理。　　2，能变得孤独。　　当以批判家的眼光看周围的人时，必然疏远了和周围同志的关系，自造了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文革中，我们又是批美帝，又是批苏修，又是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又是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地球上几乎都批遍了，于是产生了孤独感。为了掩饰孤独，便天天吹牛，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谓遍天下，其实算来算去只有两个。后来这两个朋友，一个拼命骂咱们，另一个打咱们的时候毫不手软。　　3，容易学坏。　　每天寻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如果头脑没发昏，批的真是假恶丑的话，那就容易应验一句话：“久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不能设想，满脑子装满了别人缺点错误的人，自己反倒有许多优点长处。　　4，失去学习机会。　　忙着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自然无暇顾及人家的长处，自然就失去了学习吸收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营养的机会。　　5，浪费生命。　　偶见严肃的批判家在建设中发现问题不得已而批之，但他们首先是建设者。纯粹以批判成家者如姚文元之流，本来有才华，只因以批判为职业，除留下骂人批人的文章外，没留下像样的东西。对别人的害处且不论，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对批判的弊端逐渐地加深着认识，我便努力医治自己喜欢批判的毛病，不断叮嘱自己要以吸收的眼光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宇宙。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我便想：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如果多走了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那么反过来，是否存在它的逆定理：任何谬误在一个极特殊的时空范畴内会成为真理?我想证明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我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既学孔夫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肯定的教育家的著作，也看蔡元培、杜威等争议较大的人的一些观点。有道理的吸收，大的方面没道理的，想想它在哪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有些道理。我提出教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思想时，就曾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与人交往时，从吸收的角度出发，益处也很多。对周总理、雷锋、华罗庚，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吸收他们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对周围普通的同志，也应该想方设法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使对那些短处很多、错误很多、大家都瞧不起的人，我也叮嘱自己，少看他的短处，多看他的长处，这样于己于人都有利。我总想，别人有短处，我没看到，自己并不失去什么。别人有长处，自己没学来，就失去了充实自己的机会。再退一步讲，就是对林彪这样的人，也不要全盘否定。在历史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总还有他们个人在认识上、能力　　上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把他们坚决、果断、机智等方面的长处吸收来，总比全盘否定更有利些。　　用学习吸收的观点看待别人、看待学问、看待事物，会使人变得强大、乐观、胸怀开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