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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大比拼 来源:参考消息在研究者尼斯比特看来，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获得最大成功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5月11日一期文章】题：东西方大比拼(记者哈娜艾伯茨)　　理查兹尼斯比特曾是一名普世主义者。和许多认知科学家一样，这位密歇根大学教授认为，所有人———从游牧在南部非洲的孔族人到硅谷的编程师———都以相同方式处理感观信息。但是在1982年参观北京大学并与一名亚洲学者合作之后，尼斯比特发现自己的信仰受到了挑战。　　思维过程的差异　　于是他着手开展一个项目，研究东亚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思维过程。他在试验过程中向测试者展示电脑屏幕上的一个虚拟水族箱。　　尼斯比特解释说：“美国人会说：‘我看到三条大鱼正往左游。它们的鳍是粉色的。’他们会去注意最大、最亮的移动物体，并关注这些物体及其特征。同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人则一开始就会说：‘嗯，我看到的像是一条溪流。水是绿色的。底部有岩石和贝壳。有三条大鱼正往左游去。’”　　尼斯比特在其他研究中发现，在考察对物品的记忆力时，如果提供给东亚人与第一次见到的背景相同的背景，他们就更容易记起物品。相比之下，背景似乎并不影响西方人对一个物品的识别。　　东亚人在大背景下观察物体，西方人则更关注眼前；东亚人在判断时对周遭环境的依赖性更强，西方人在判断时则更独立；东亚人更倾向于整体思维，西方人则更善于分析。这些差异在社会领域也有体现：亚洲人持集体主义观念，西方人则持个人主义观念。　　文化差异的影响　　即便不同文化之间存在认知不同，这与我们有何相干呢？原因之一是，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们为什么更容易遭遇“泡沫”。尼斯比特在2003年推出的《思维地理》一书中描述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向学生们展示一张上有波动上行曲线的图表，代表了一种趋势，比如世界上死于肺结核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或是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研究人员要求研究对象简单勾勒他们认为这一趋势会如何继续。许多美国人画了一条继续上扬的线，大多数中国人则预测这一趋势会在到达顶峰后向下行。尼斯比特的一个同事还表示，加拿大人预测一只正在上扬的股票的价格将继续上扬，中国人则认为上扬的必然会下跌。这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尽管人们会怀疑1998年泛大陆的亚洲金融危机或东京房地产市场及股市的崩溃影响了这些学生的判断。在美国，2000年到2002年的纳斯达克崩盘则没有给美国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尼斯比特不相信这种理论，但他承认，“孔子看过去知未来的思想深深根植在亚洲人的头脑中”。　　他认为，文化差异同样能够解释社会现象。尼斯比特用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喜欢律师甚于工程师的程度：他把推崇律师的人数作为分子，把推崇建筑师的人数作为分母。他在把美国的比率与日本作比时发现，美国人的这一比率是41比1。他说，美国的制度看重对输赢的判定，日本的制度则偏向帮助各方达成妥协的中间人。　　在最新出版的《智能以及如何获取智能：为什么说学校和文化重要》一书中，尼斯比特问道，为何亚裔美国人比其他美国人的大学标准化入学考试(SAT)分数更高，为何亚洲国家的学生比美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考试中的表现要好得多。尼斯比特说，答案并不是亚洲人更聪明。相反，他写道：“亚洲人的智力发达更多是因为勤劳，而不是由于特殊的大脑灰质。”测试既衡量先天的技能，也衡量娴熟程度，而娴熟程度来源于文化力量，比如亚洲人的家庭责任感。另一个因素是，在亚洲学校的数学课上，一个学生在黑板上解题，他的同学们则在下面出谋划策。这种集体主义观念证实了那种普遍的看法，即在小组中学习会比死记硬背更有效。　　他把这些差异归结为历史。东亚的农业生产是一种公共劳动，灌溉和轮作等任务需要参与者协作完成。相比之下，西方的粮食生产造就了更多独立劳作的农民和牧民。希腊的民主哲学强调个人；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个人与上帝的联系；工业革命则把企业家奉为英雄。但是在亚洲，孔子说一个人的操守取决于他能否恰当处理特定的关系，比如手足关系、邻里关系或同事关系。　　亚洲人出现转变　　这些大而化之的归纳并非人人赞同。州立旧金山大学教授、《跨文化心理学杂志》主编大卫松本(音)认为，尽管尼斯比特的观点建立在引人入胜的原始素材的基础上，但他的一些结论走得太远了。　　大卫松本说：“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过于草率地对一种差异作出某种深刻、隐讳、神秘的解读，而并没有相应的论据支持。很难从行为片段得出某个结论，而这正是这项工作通常在做的。”　　尽管尼斯比特认为我们的行为是2500年的历史造就的，但他也认为我们的行为仍然可塑。　　尼斯比特说，在跨文化商业领域，东亚人希望与生意伙伴建立关系，西方人则希望与生意伙伴保持一定距离。西方人严格遵照合同的措辞行事，东亚人则认为，如果环境变了，协议也应当跟着变。当然，市场商人明了文化差异。对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