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之汇总.doc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6日文章】题：中国的影响力差距 　　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接受提问。与往年不同，这次最困难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一名中国军事官员。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提问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国如何在亚洲维护其战略主导地位？马凯硕认为，美国应该接受它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将很快终结。 盖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只是对马凯硕说愿意用100美元打赌，5或10年后美国将依然拥有它现在的地位。同往年相比一个更大的反差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似乎赞同盖茨的看法。 　　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说，没有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是北京发现，把它的经济规模转变成地区战略和外交优势比先前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许多政治、军事官员和战略家很自然地认为，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在本地区不断上升的地位应该使它获得对其他亚洲国家相应的影响力和优势。2010年，一些东南亚小国胆敢反抗中国并公开鼓励美国介入到南中国海争端中来，这使中国官员非常吃惊并感到恼火。 　　北京不快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仅选择同美国往来，而且积极设法维护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正如盖茨在他的讲话中所说的，本地区同华盛顿的军事关系实际上正在加强，即使经济实力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一个富裕的国家能够提供资金让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缺乏拥有一个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和影响力。由于需要追求纯粹的力量和规模，北京将经济足迹转变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的能力依然缺乏效率。 　　2010年，北京认识到威逼和恐吓只会制造忧虑和恐慌，而并不必然带来影响力。因此2011年中国官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样老调重弹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观就不奇怪了。这是一个未能在本地区施展相应战略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无法令人信服的外交说辞。 (作者悉尼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李) 　　 　　1　历史的轨迹 　　回顾中美关系二百余年的历史，大致统计一下，两国关系良好或较好的时间大体占一半以上。进入当代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经过暂短的试探、摸底后，双方关系迅速僵化，互相敌视，处于对立。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后，双方一改以往的仇视、对峙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合作，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1978年12月，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阶段之初，中美关系一度急剧升温，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员交流、往来明显增多，双方关系显得较为密切，与冷战时代的双方关系相比，体现出根本的区别。但好景不长，这种状况很快被美方对台军售等事件所打破，随后双方之间的分歧和裂隙逐渐显露出来，中美关系随之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又微妙曲折的新时期。此后，美方不断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设置障碍，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使得80、90年代的中美关系时好时坏、曲折多变。特别是近几年来，美方更是制造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如导弹事件、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撞机事件等等，最近，又抛出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一系列事件，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障碍，甚至数次使双方关系跌到谷底。这种外交关系正常化下的不正常状态，合作当中的对抗、斗争当中的合作，单从表面现象观察的话，难免给人一种大起大落而又扑朔迷离的感觉。在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美关系的奇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从中寻找规律性的轨迹，则可以发现其现象下的实质，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脉络、认清其趋势。 　　2　利益与分歧 　　首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前提下审视中美关系，可以发现双方的历史发展共性、或者说是共同利益。 　　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必然联系，双方同处于商品经济阶段，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历史发展共性，是矛盾同一性。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发达，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身上学习，吸收先进之处，转化为促进自己发展的因素，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交往的必要性与长期性，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同时，双方交往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主旋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以伟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从全球战略高度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这一时代主题要求各国将国家战略重点放在谋求各国的共同和平和共同发展之上。 　　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少分歧与矛盾，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