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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的语文训练　　前几年，我曾在一篇谈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学生的‘负担感’并不一定完全是由于作业多或者作业难而造成的身体上的疲惫不堪;更多的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源于‘低效作业’的心理负担。比如，老师要求学生抄写五个生字，每字10遍。这样的作业显然并不算多，也并不难，但对不少学生无疑是负担——因为这样低效甚至无效而又枯燥无味的作业使他们‘心累’!相反，如果我们让学生走向社会，让他们就大街上的错别字、生造词进行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这样的作业所花的时间远远比单纯的抄生难字词要多，但学生显然更愿意去做，因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这里提到的学生上街捉错别字的事，是我在我所教的历届学生中多次开展的语文活动。这样活动深受学生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在“大街上的语文训练”真是太有趣了。下面是乐山一中初87级1班学生刘彤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捉错别字小记》——　　1986年4月的一个周末，李老师为了培养我们的能力，就让我们进行到街上去调查错别字。当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都觉得很新鲜，当然也很乐意参与这项活动。　　当天下午，我们便开始行动了。我们八组又分为4个调查小组，每个小组“承包”一段街道。我和卢涛一组，负责调查张公桥和新村一带。　　我俩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在街上游转，眼睛不停地向两旁看着。看见商店就走进去。我们先看墙上的服务公约，然后又弯着腰在柜台外仔仔细细地看着商品的每一张标签，看见错别字就匆匆记下来。出门时，还把商店名称也寄抄来了。售货员对我们的这种行动大惑不解，用一种诧异的，甚至是恼怒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刚开始接触这种眼神时，禁不住会打几个冷战。看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有时，因为怕店主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装着买东西的样子，然后悄悄地调查，把发现的错别字记在心里。每当此时，我们都有一种“地下党干革命”的感觉。这不，我们又走进了一家商店。一位售货员神情麻木地问我们：“买啥子?”我们说：“不买啥子，看一下。”“不买东西，进来干啥子嘛?怪得很!”我们没有说话，仍然在仔细地察看着商店里的每一个字。她讨了个没趣，一个人走到一边坐下了。我们又找到了几个错别字，心里十分高兴。我们冲着她那张气冲冲的脸笑了笑，出了店门骑上车神气地走了。　　不很长的一条街，我们走走停停，两个多小时才调查完了工作。　　第二天，我们八组全体同学开会，把各人查得的错别字汇总，竟然有100多个字(还不算重复的)。于是，我们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把错别字规类画了一张表。然后油印了几十份。我们把这些调查报告分别送到了教育局、文化局和各个有错别字的商店。　　最后，我们手抄了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了《乐山报》。信寄出后，我们天天等着，天天在《乐山报》上搜寻着。过了十几天，一个早晨，我们收到一封厚敦敦的信。我们看着信封上的寄出单位是报社，高兴得跳了起来。撕开一看，里面是四张同一天的《乐山报》。我们在报上飞快地找着。“找到了!这儿!”我们兴奋地叫了起来，看着报上印着我们的名字，心里甜滋滋。这篇调查报告虽然不长，但它凝聚着我们的劳动，表达了我们对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社会责任感。　　的确，比起单纯的让学生把容易错的字抄十几遍，这样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掌握语文知识并实践语文能力，应该说更有意义。　　我调到成都玉林中学后，又在班上组织过街头错别字调查活动。我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用字量的急剧增多，比起10多年前，街头错别字越来越多了。1995年12月，我班同学经过广泛调查写成的《成都街头错别字调查报告》被醒目地刊登在《成都商报》第一版，编辑还为这篇文章改了个题目并以黑体字标出《娃娃们在呼喊：蓉城街头错字知多少?》。　　后来，渐渐形成的对社会语言使用的敏锐感使学生们发现，包括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还有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也经常把一些常见字的字音读错。于是，有的学生连续一月跟踪阅读某一份报纸，有的长期坚持收听或收看某电台、电视台的某一栏目，并对其中的语言错误进行记载，然后写成文章直接寄给有关媒体。　　再后来，我又要求学生们把寻找错别字的火眼金睛对准自己的作业本、作文本、日记本等等，然后定期写出《一月(周)来我的错别字统计》……　　越来越丰富的语文教学实践，使我大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意识到，语文教育应该有两个指向：社会和心灵。换句话说，语文教育应该把课堂延伸到社会天地，同时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而语文连接社会和心　　灵的桥梁，是生活。因此我主张，不妨把一些语文课开到大街上去!　　作者：李镇西/p　　前几年，我曾在一篇谈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学生的‘负担感’并不一定完全是由于作业多或者作业难而造成的身体上的疲惫不堪;更多的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源于‘低效作业’的心理负担。比如，老师要求学生抄写五个生字，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