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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作者：袁伟东韩三平等诸编导：您编导的《建党伟业》已在全球上映，作为一部历史史实片，其采用简洁的手法展现了上世纪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较为客观地反映那段难忘的经历，也简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背景，收到了好的效果，但该片对袁世凯及袁克定的描述有不当和错误之处，作为袁氏后人我们必须向您指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袁世凯作为那段历史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各种影视剧必会有更多的形象展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发表此公开信，已正视听。一、袁克定的人物形象严重错误。《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史实影片编导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在那段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影片中袁克定的戏不多，没有更多情节，但人物形象应该与本人相符。影片中编导错把袁克文当成了袁克定，这样的错误在这样一部史实片中出现是极不应该的，是非常低级的，也反映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编导要再现历史，就必须尊重历史，即便是很小的细节，这样影片(一部艺术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二、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影片中编导指称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二十一条”是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作为一国之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袁世凯据理力争，没有出卖中国的主权，他曾对当时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中国当时从帝制迈入共和，这在亚洲众多国家中是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就是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的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而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21条要求，虽然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关于21条的谈判，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从出使朝鲜，后到直隶，都是抵制日本侵略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是警惕日本的亡我之心。日本对华外交没有进展，非常恼火，“一战”爆发，欧美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进入山东，使青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唯一的战场。德国战败，日本占领山东，袁世凯要求日本撤出山东，日本公然拒绝，反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第一号就是关于山东，日本要承袭德国在青岛的势力范围，一共四条;第二号是关于东北，南满和东蒙古问题，这是七条;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汉冶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日本提出要中日共管，第三号是两条;第四号是一条，就是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沿海的港口海湾一律不能对他国开放;第五号是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政治、经济顾问，中日两国合作经产，中日两国的军事武器采取一个口径，允许日本在南方修建铁路等等;这五号中的各条加一起就是“二十一条”。关于山东问题，袁世凯批示：“青岛声明交换，一切办法，应按德人，青岛要归还我们的，其他的还按德国的办法，才能给你享受德国的待遇。”关于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的第五号问题，袁世凯批：“此条内容有干涉内政，侵占主权之处，实难同意。”日本人要求“二十一条”速谈速决，但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他组织高层班子讨论，梁启超、蔡锷这些人都参加了。在整个“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支持革命党、准备发动战争相威胁的情况下忍辱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只签署了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个条约，即《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两个条约均没有丧失中国主权。在确定答应日本修正案要求的时候，袁世凯召开最高层的国务会议，像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袁世凯在会上讲话：“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苟刻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即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我主权及自居优势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值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