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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培养告密者　　我在成都玉林中学教高九五级一班时，曾在周末约上学生到我家玩。正是在一次与学生包饺子的过程中，一位从外校初中考进我校的女生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我在原来的学校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但我却不喜欢我的班主任。因为她总喜欢在班上安插“间谍”——这些“间谍”其实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本来嘛，大家都是同学，可一旦接受了老师的“重托”当上“间谍”，就俨然成了“地下党员”：谁上课说小话了，谁在课余说老师的坏话了，谁在自习课上偷偷下“五子棋”了，等等，都得暗中细细观察，然后向老师汇报。最初担任“间谍”的大都是班委干部，后来同学们渐渐知道了他们的“特殊任务”，都对他们敬而远之。于是，班主任便在普通同学中发展“间谍”。这样一来，同学之间都互相猜忌，互相防范。本来很好的朋友，往往因为一方告发了另一方，而中断了友谊。　　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在班上很不起眼，所以也曾被老师“信任”。有一次，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大堆“关心集体”、“主持正义”的道理，然后就说：“你负责自习课暗中记违纪同学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字写成字条，悄悄塞在我这本书里面。”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她办公桌上的一本厚厚的词典。　　师命不可违啊!但一想到从此我要充当告密者，就感到恶心，我实在不愿做这样的小人!怎么办?当天晚上，我在作业本上给老师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我眼睛近视，课堂上看不清远处的同学，所以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结果第二天，我再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时，她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第一句就是：“你说你眼睛近视看不清，可你的学习为什么那么好?我没见你戴眼镜啊!”她又说我毫无起码的正义感。最后她说：“你实在不愿意就算了!但是，请千万别对任何同学说这件事。”我后来真的做到了没对班上任何人说这件事，但对我爸爸说了，爸爸说我做得对。　　然而，我却得罪了班主任。她对我明显冷淡，还常常在班上说什么“一个人不能只管自己的学习，而不管班上的事”、“有才无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的”之类的话。我申请入团已经很久了，可每次都被她以“没有正义感”而卡下来。　　听了她的叙说，我毛骨悚然!　　当然，我绝对相信，像以上这位班主任安插“间谍”的行为，现在并不多见。但是，希望学生给自己打小报告的教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吧!　　有这么一位优秀班主任，长期不深入班级，也很少找学生谈心，但是他总是对班上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几乎对每个学生每堂课的表现都了如指掌，因此他总是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班上的各种问题。有人向他请教“经验”，他得意地说：“关键是要在班上培养几个心腹!”可是，这位“优秀班主任”班上的学生却说：“在班上，我们没有安全感。”　　的确有这样的班主任，他们总是好心地通过班干部或自己的“心腹”，了解班上的各种情况。很难说，这些老师有什么恶意，相反，他们不过是想尽可能细致地了解班上学生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好教育学生。　　但这样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恶果可能是我们许多班主任始料未及的——　　第一，这样做首先是对大多数学生的不信任。不，岂止是不信任，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极不尊重!因为班主任在大多数学生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无端地置于少数人的监视之中。这离我们教育所必须遵循的相信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旦大多数学生觉醒，他们所产生的羞辱感必然导致师生对立。　　第二，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班集体的分裂。一个由友好亲密、真诚纯洁的少年组成的班级，应该是多么和睦的温暖家庭啊!可是，由于存在告密者，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则成了互相防范的敌人。　　第三，这样做将在学生心目中播下扭曲的正义观。正义的另一面是善良。让学生在“正义”的旗帜下大行告密之勾当，无疑是对正义的亵渎!当学生逐渐以告密为荣而丝毫不觉得这是人性的可耻时，我们的教育已经为未来培养了许多奴才和小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也最发达的内容之一，便是“告密文化”!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　　的统治，都要豢养一批给自己打小报告的小人。这是人治社会必然产生的现象。这种“告密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便是那至今让每一个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演绎了多少“大义灭亲”的人间悲剧、人性悲剧啊!发展到最后，无密可告干脆自告其密——所谓“向组织交心”!　　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能再重演了。可如果我们在教育中自觉不自觉地鼓励或者只是默认学生打小报告，谁又能保证在21世纪能够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呢?　　坦率地说，在我的教育中，我从来就反对学生给我打小报告。对每一届班委干部，我都当着全班学生说：“我不许任何班委干部给我打小报告!因为班干部是同学们的公仆，也是同学们的朋友!”我这样对班干部说：“班上出现了什么纪律问题，你们按班规办就是了。只要你们解决了，不必给我汇报。动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