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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预防职务犯罪构建和谐社会　　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司法活动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的重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职务犯罪预防①，是检察业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逐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是我党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的重要决策，做好这项工作，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职务犯罪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危害性　　国因廉而兴，因腐而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不清除腐败，就无以立本立国取信于民。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饱览历代兴亡历史的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 清朝顺治说过:“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十分严重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去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２００４”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共挪用公款１５０亿至３５０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６９５美元。这样的政府，人民难道还能容忍它存在下去吗？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是它必然的结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期的我国社会至少会出现以下基本特点：　　（1）随着财富不断丰富，个人的社会活动，过多地与经济利益挂钩，效益成为衡量行为可取性的工具，职务行为也可能成为谋利的工具。官员在执行职务时，违法违规问题仍然比较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守法成本大于违法成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　　（2）价值观念多元化，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要统一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来进行谴责，变得非常困难，是非观念甚至可能颠倒，某些通过犯罪手段发家致富的人，可能受到追捧。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对某些一夜暴富的人，要赦免其原罪，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3）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明眼人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兼容的，应引起大家的关注。不同的社会成员，事实上加入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加大。对很多问题，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团体不同，诉求不同，难以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穷人认为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正；富人认为穷人仇富，很容易形成社会对立。由此，导致在当前中国，出现社会学家所说的“断裂”的社会。　　社会转型中财富分配不公、价值多元化、利益的对抗等，都使得犯罪很容易增加，甚至出现经济越发展，犯罪增加越多的现象。　　对于这一点，引用到对职务犯罪的讨论上，也是妥当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职务犯罪现象，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增加。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高速扩张，原有的约束个人的标准崩溃了，但新的标准还没有来得及确立，松弛的社会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恢复平静，人们和事物各自的价值还处于未知状态，因此短时间内所有的规范都将缺失。　　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经济的繁荣，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官员的欲望也增长了。就在传统规则丧失权威的时候，实现欲望所能带来的更大的奖赏刺激着个别官员，使得他们更加急功近利，对于控制更加不耐烦。恰恰是在欲望应当得到更多约束的时候，这些人却得到了更少的约束，因此违规状况或社会反常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学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繁荣时期的失范比经济衰退时期还严重。　　这些都给社会造成了无穷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危害政权稳定。古语有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社会大众也；舟，统治阶级的政权也。社会大众既可以支持维护开明的统治政权并使其顺应历史潮流前进，也可以使失信于民、背离历史潮流的统治政权灭亡。这种舟与水的道理成为古今中外各国肃贪惩腐，塑造清正廉明的政府形象于社会大众面前的理论基础。而职务犯罪者无视党纪国法，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进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活动，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导致资源浪费、投资扭曲，在国家和社会上造成法纪松驰、腐败盛行，损害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