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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民社会视野下公共信任与关系重构 　　导读：社会管理主要是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化解矛盾的理念。它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公民自律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形成一种“小社会、大政府”的运行格局。我国当前尚缺乏形成这种格局的完备的基础，为此，理应从公共信任、市民自律、和谐关系资本诸方面开展社会培育、制度固化的途径探索，真正形成“公共理性”、“公共自觉”、“公共利益”为应然目的的社会主体价值观。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 　　社会管理主要是针对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环境破坏、贫富分化差距加大、核心社会价值缺失导致的市场经济行为方式，因侵蚀人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人本身日益商品化的思想倾向等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上世纪末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思想，又在诸多社会管理研究中被重新提起。但是，在我国还无法实行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显然还不具备变为现实的条件。因为按照市民社会的理论，市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是否有“自律性极高的市民”，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才能讨论“小政府、大社会”，也即“市民社会”是否具备条件的问题。所以，今天讨论社会管理的时候，首先应该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目前在我国，自律性市民阶层是否形成？ 　　判断自律性市民是否形成主要应该考查人的“自发关联”以及“公共行为”这两个基本要素。前者指“市民创造的连带、归属感、相互信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资本’，即市民社会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分担的规则、规范、价值等的信赖性，即对国家制度的信赖性”；后者指“市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持有高度的‘公共性自觉意识’。如果具有这种意识，那么部分利益的追求行为往往会以‘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的应然目的得以实现，而这种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所获得的幸福正是市民社会提倡的共同目的——文明社会”①。本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分析我国目前社会管理的基本条件。 　　一、市民社会概念与“自律市民”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概念历史久远，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又迎来了“世界规模的争论”，被称为市民社会的“再造期”，这种讨论的兴起主要是因为亚洲后发型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在这个波次的讨论中，关于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理解“自律市民”展开了讨论。 　　（一）自律市民的经济理性与自发关联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市民社会的讨论主要以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亚当#12539;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相关论述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而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以弗格森、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都在激烈地讨论在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人们如何从绝对王政的统治下获得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对王政体制下的经济自由获得运动开始兴起使然。而随着这种自由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人在强调利己主义合理性的同时，也开始从家族、家庭为纽带的社会关联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人格的“私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下，市民如何从国家统治获得个体人所需要的“自律”，市民社会的活动范围比较集中在经济领域，与政治划分了明显的界线。从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内容来看，主要围绕着个体人的经济理性和自发的社会关联而展开。简而言之，这种讨论更多地集中在“我是谁”的问题上，在确立“私我”的同时，人们开始思考社会成员应该如何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一种理性的、规范化的、信任度高的社会关系的问题。当然，这种讨论也开启了后来市民社会讨论中的关于如何建立公共性的研究视角。 　　（二）自律市民的自发应对与公共目标 　　1、市民社会的讨论“复活” 　　18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质的讨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到19世纪末期已经悄无声息。但是，随着后发型新兴国家在亚洲的兴起，20世纪后半叶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又开始“复活”，这一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已经与之前的讨论内容出现较大的差异——集中在行动领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再认识。在“现代化”这一美好愿景逐步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其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性别不平等、贫富分化等各种更加难以解决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大众”开始自发探讨应对办法，而这一大众自发结合的过程成为了20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进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针对八十年代后期东欧诸国政治变革过程中市民团体在政治革命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成为市民社会“复活”的又一主要形式。 　　2、市民社会的两大特征 　　这一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更加纷繁复杂，总体可以认为具有如下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