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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内心理医生咋工作 　　2013年10月31日，北京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李被判入狱十年，李不服提出上诉。11月19日，李某某案二审开庭，并未当庭宣判。11月27日，李某某案二审在一中法院宣判，法院二审驳回李某某上诉，维持原判。距离3月7日李某某等人因涉嫌轮奸被依法批捕已过去了8个多月，其间这一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持续被全民围观。 　　曾任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犯罪改造研究所所长，对青少年性犯罪有深入研究的王仲水也注意到此案。他说：“不少犯有性罪错的人在服刑期间，其不良性心理没得到根本矫治，刑满释放后重犯率较高。”他经历了心理咨询在监狱中从无到有的过程，对犯人的心理疏导有切身感触。 　　1996年，民国大律师吴凯声之子、中国高校中最早从事心理咨询学研究的先行者吴立岚接受同学王仲水的邀请，走进提篮桥监狱，担任心理咨询顾问。吴立岚说：“我让他们把手铐拿下来，给他们茶喝，请监管人员暂时离开，否则我不能咨询。到这个房间，给他们人性的对待。铐了手铐他心里仇恨着你，怎么听取意见呢？” 　　加刑记过都不能改造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王仲水从工厂调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工作。他记得，有个未成年罪犯，因盗窃一部名贵的照相机被判刑。“他有个毛病，平时喜欢和男孩子睡在一起，有同性行为。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几次，他自己写血书保证，但就是不行。” 　　“我感到不对劲，这不是说教就可以改好的。”王仲水说，他想到了请心理医生咨询，结果发现那个犯人有轻度同性恋心理，“在监狱里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司法处理的话就是加刑，行政处理就是记过。” 　　王仲水认为不应处理，而应根据情况加以矫正，帮助他把性角色转过来。用活动转移法，让他参加少管所的广播台，他一天到晚忙这些，晚上就正常睡觉了。 　　“1987年，领导决定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引进一名医生，专门在少年犯中尝试罪犯心理矫正。以前我们跟犯人谈话，犯人坐小板凳，我们坐椅子，居高临下。心理咨询进来后，坐姿也反映出心理要求，要创造出平等、融洽的气氛。”王仲水说。 　　“2003年上海监狱局出台《关于加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若干意见》，正式把心理咨询工作建立起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副主任李飞说，2003年心理咨询室改为心理矫治科，2012年正式改称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目前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有不同种类的治疗房间，比如沙盘室、家庭咨询室、团训室、催眠室、发泄室、音乐治疗室等。 　　犯人一定要变性 　　“就像医院里分科一样，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矫正。性犯罪、抢劫、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等。”王仲水说。 　　调入提篮桥监狱工作后，王仲水的主要任务是对成年的性犯罪人员（强奸、奸污幼女等）进行矫正，“教他们练气功，让心静下来，思想净化些，私心杂念少些；搞艺术活动，让他们分辨美丑。” 　　“一个矫正比较成功的犯人是大学生，从小一门心思读书，社会交往能力差，与异性交往的经验都是失败的。他就把正常的性欲望转移了，找小孩、幼女，有轻微恋童心理。”王仲水专门从监狱外面请了一位女心理专家对他进行矫治。 　　“比如让他看正常女青年的图片，每天早晨叫他出去打羽毛球，采取多方面的手段，帮他逐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提前释放后有了工作、房子，有了妻子孩子，日子过得很好。现在是家电脑公司的骨干人物，我家电脑坏了他也来修，带着妻子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名犯人一定要变性，还采取女性姿势小便，这使得监狱监管面临很多问题。”吴立岚说，“我研究出八条标准，在什么情况下变性。我不是强迫他不许变，但是要问他具备这个条件吗？因为变性而被社会和家庭排斥，能独立生存吗？这就是以理服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 　　吴立岚认为，心理咨询能帮助监狱管理者区分出有心理障碍的人，实行有针对性管理。“比如窥阴癖等问题就不是管教能解决的。司法系统引进心理咨询，还有利于犯人交代问题，帮助他们适应监狱的改造环境。”吴立岚说。 　　李飞介绍，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设有心理咨询牌，“如果有心理问题，犯人可以把咨询牌投入信箱，我们一周开次信箱，承诺5个工作日之内给他安排相关的咨询或心理帮助。” 　　“对于未成年犯人的心理咨询工作，以后会在评估方向上再加强。现在一般在犯人刚进来时做一次测量，出去时再做一次，服刑期间变化的评估却很弱。如果评估能贯穿服刑的整个阶段，有一个循证的过程，这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李飞说。 　　“咨询官”被当成“线人” 　　取得犯人的信任往往是进行有效心理咨询的关键。 　　“有犯人会以为我是狱方情报员、特务，这就要遵守心理咨询的普世原则。”吴立岚说，首先对当事人负责，第二是以不能超越法律为原则，第三是为可能的被害人负责，“比如，他告诉我他偷东西，我不会向司法机关汇报，他自己报告，有利于他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