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文化力量不在于赞美而在于反思.docVIP

贾樟柯文化力量不在于赞美而在于反思 　　问/帕斯卡尔·梅里格 林天宏 赵涵漠 　　答/贾樟柯 　　“最强大的是别人不敢欺负你，而不是你去进攻别人，因为你不是一个应该被欺负的人” 　　与其他导演比起来，你开始学习电影好像很晚？是的。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个影迷。但没想过当电影工作者。当时我最热衷的是文学，在中学里成立了一个诗社，后来开始写小说。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家里商量，去了太原学习绘画，我那时候从文学转移到了绘画，想当个画家。上世纪90年代初，很偶然的机会，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看完后，我决定从事电影工作，想当导演，那时20多岁，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我发现，在文学绘画之外，电影独有一种魅力，那种直接、具象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我狂热地喜欢上了电影。 　　为什么流行音乐在你的电影中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 　　我个人是一个流行乐迷。童年时代，生活里是没有流行音乐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后来又有了卡拉OK。我们是不太善于也不太习惯表达自己的民族，卡拉OK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性格上的改变，人们通过流行音乐来表达自己。 　　所以在《小武》里，卡拉OK变得非常重要，小武也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卡拉OK给了他一种表达渠道。《小武》里的歌曲一是气氛，一是人物内心的表达。《站台》是中国过去10年的历史，我找了许多歌曲，甚至像编年史的体例把我们经历的历史通过流行音乐呈现出来。 　　《站台》开始时，你写着“献给我的父亲”，据说你父亲一直不理解你的工作？ 　　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生活非常循规蹈矩，我小时候非常淘气。基本上我父亲不知道我是怎么成长的。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了7遍美国电影《霹雳舞》，学会了这种舞蹈。有一个暑假，我骗父亲说，去山里同学家补习功课，其实是跟了个表演团在外面流浪演出。我要把我的成长告诉父亲。电影拍完后的春节，我带着一盘录像带回家，给父亲看。这个电影很长，我父亲一直看，没有间断地看完。我期待他说点什么，他看完什么也没说，就睡觉去了。父亲已经去世了。很遗憾，我们没有多交谈。 　　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目中我父亲就是国学大师，他很厉害，我很崇拜他。他有广泛的阅读，他是语文老师，但不单单局限在这一块，历史跟哲学，他的涉猎也很广。 　　当你再想起他，他意味着什么？ 　　人生智慧。我少年时候，经常做一些让他不愉快的事情，比较暴力，我父亲跟我说，最强大的是别人不敢欺负你，而不是你去进攻别人，因为你不是一个应该被欺负的人。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个世界观的形成也体现在你的作品里，你的作品对这个社会不是挑衅性的存在。 　　我父亲告诉过我，那样是幼稚的，简单的，没有智慧的。 　　我必须非常专心地面对当代。我无法离开现实两年或三年，去完成另一部电影 　　你曾经同时拍纪录片和剧情片，两者对你而言有何关系或不同？ 　　两种电影我都喜欢。面对中国这么复杂的现实，我需要同时用剧情片和纪录片来呈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我的生活也有局限，拍纪录片时，我有机会进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陌生的城市，认识陌生的人，了解新的情况。同时，我觉得纪录片的真实感是生活的证明，一种证言。 　　我又非常需要剧情，需要虚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现实是没有发生在摄影机前的。它需要我们重新组织、重新讲述，才能把这样一种现实呈现出来，把内心感受到的感情、感受到的社会人生展现出来。到了2008年的《24城记》时，我把它们融合到了一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完全可以把纪录和虚构的界限去掉。比如说，在电影里有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这个工厂里有几十个上海家庭，我采访了很多上海女性，她们的经历，她们的遭遇，一个人是没法讲述完的。但我可以通过虚构，有效地把一种共同经验呈现出来。 　　你在一些采访中提到过，你也有一些类型电影的想象？ 　　有很多。我非常想拍武侠片，也想拍很多中国重要的历史阶段，还有京剧电影，但我面对的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当代生活，从1997年拍《小武》开始，现实中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我必须非常专心地面对当代。我无法离开现实两年或三年，去完成另一部电影。我一直处在对现实的紧密观察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是通过电影把自己的思考呈现出来，正相反，我只有在拍电影的时候，才能展开我的想象，电影是我理解社会的一种方法。我可以通过电影去接触，去理解中国社会。 　　比如拍《24城记》时，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变革的进步，但它同时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被这个社会淘汰了。通过拍这部电影，我才理解了这个现实，理解了变革的另外一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自身的生活感受，感觉到了我自身与现实始终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十几年，所以我对现实的关心和拍摄也持续了十几年。 　　“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