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厨川白村“苦闷”理论.docVIP

鲁迅与厨川白村“苦闷”理论 　　【摘 要】文章介绍了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情况，对厨川白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鲁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鲁迅；厨川白村；苦闷 　　“五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到新的外来思想以期能借此带给中国某些新风时，成为译者的他们在第一次接触文本时便与一般读者在阅读时具有的随意性和自主性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要理解文本意义，还需要将理解的意义置于读者所处的生活语境中，对文本进行解释。因此译者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与一般读者相比处在相对优势的地位，可以认为是“意见领袖”。最早将厨川白村思想带入中国的并非鲁迅，但就厨川白村和《苦闷的象征》在中国被广泛接受这点看来，鲁迅功不可没。他的译介对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巨大推动力。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厨川白村，也是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绕不开对厨川白村的译介这一块，从而逐渐展开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研究。不仅对读者，对很多知识分子而言，鲁迅都称得上是“意见领袖”。 　　一、对“苦闷”的情有独钟 　　在1902年3月至1909年8月留日期间，鲁迅并未与厨川白村会过面。二人都因在各自国度以文艺为武器以期改造国民性，为民族振兴而苦苦探索，成为文字场上的斗士。虽无现实交集，但读者可以从二人著作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跨越时空的心有灵犀。 　　当留日的鲁迅目睹国家遭遇后被深深刺痛，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喊出“我以我血荐轩辕”，希望可以拯救“国人的灵魂”。但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国人依旧没能惊醒。这一时期，也是鲁迅人生中的一个苦闷时期（1923-1926）。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包办婚姻的困扰、病痛和衰老的来袭都是令他精神苦闷的原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陷入停滞，“五四”退潮期的社会现状更令他感到苦闷。他在1924-1925年所著《彷徨》的题词里引用了屈原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 　　日本学者中井政喜在《厨川白村与1924年的鲁迅》提到，厨川白村的“苦闷”理论“使得处于人道主义和个人厌世主义的起伏消长之中，特别是已倾向于厌世的个人主义的憎恶之中的鲁迅看清了自己的苦闷。”傅雷在谈到翻译时曾说深陷痛苦中的鲁迅发现了厨川白村，发现了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存在某种共鸣，这促使他迅速地展开厨川白村著作的翻译工作。 　　傅雷在谈翻译时说：“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绝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1令鲁迅产生共鸣、激起译介冲动的是厨川白村“‘生命力’的压抑是文学的动力”这一观点。厨川白村主张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认为“平日所想的文艺观――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人生来就经历方方面面的苦难，这样的苦又是无法抗拒与生俱来的，因此在人的内心里苦难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在进行深刻的文艺创作的动力。对于这一观点，处在人生低潮期的鲁迅表示了极度赞同。在1924年4月8日购得日文版《苦闷的象征》，深感震感的鲁迅他虽已得知丰子恺也在翻译此书，并在看过丰子恺在《上海时报》上连载的译文后仍坚持翻译，足见其对此书的喜爱之情。据鲁迅日记载，翻译用时甚短，自9月22日始，10月10日终。 　　鲁迅对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评价颇高，更对《苦闷的象征》情有独钟：“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2在《关于苦闷的象征》中他说到，“我看见厨川氏关于文学的著作的时候，已在地震之后，《苦闷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没有留心他。”3 　　译完《苦闷的象征》后，鲁迅多次将厨川白村的著作赠友人作纪念。据他日记载，“1925年3月12日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的象征》各一本。”“5月20日夜鲁彦来，赠以《苦闷的象征》一本。”“1926年2月15日晴上午董秋芳来，赠饼饵两合，赠以《除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各一本。” 4可以看出，鲁迅向友人推介厨川白村的热切。 　　二、课堂教学 　　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艺译作虽然多，但成为教材并具影响力的只有两部，一部是章锡琛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另一部是鲁迅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于对此书的重视，鲁迅将它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上课的教材。孙席珍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写到：“在我开始听先生讲课的一九二四年，先生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逐章逐节地在刊物上发表，同年即辑印成单行本。先生向来持躬谨严，处事不苟，他于每天八小时机关工作，并兼课于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三校，每周必须奔波于东、南、西城各一次之外，还要抽出业余时间，在静夜孤灯之下从事这种并不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自此，《苦闷的象征》开始通过课堂教育进行更深入的传播。